歷史敘事文學意味的非主觀性，主要指向其文學意味中的後代闡釋與接受，可以簡單表述為“我們認為它是文學的”或者“後來它變成文學的”，根源在文本認知差異和文學作品影響。“鉏麑之嘆”是討論歷史文本文學意味時被反復提及的話題，對刺殺趙盾者鉏麑“觸槐”前所說的話，論者往往以“心理活動”質疑其真實性。實則，這樣的理解只關注了“嘆而言曰”中的“嘆”，而忽略了“言”即其是明確表達出來的。趙府的門已經打開，趙盾已經“盛服將朝”，那麽趙家其他人另有起床的並聽到“鉏麑之嘆”，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而如果鉏麑所觸之槐為晉靈公外庭之槐，其言語被記錄的可能性更大。不能因為認知的差異而斷然否定歷史文本的真實性。此外，歷史小說的接受等也會影響對歷史文本真實性的判斷。包括歷史事件被文學化表達，包括文學作品對歷史的演繹，也包括相類似事件帶來的通感聯想。

時間意識決定兩種敘事的文本界限

造成中西對歷史敘事理解不同的根本原因，在於觀察對象之間的差別。中國古代並無純粹的敘事文本，前四史如此，《左傳》等亦如此。如《左傳》的文本構成，至少包括解經語、記事、論事和敘事四種形式，一方面敘事在文字體量上所占有的優勢與其史料價值並不能完全成正比，另一方面對話在敘事中的大量存在也保證了表達的客觀性。如上要說明的是，作為經典文本的組成部分，中國歷史敘事的存在環境是歷史的。同時，中國歷史敘事的表達方法也是歷史的，具有強烈的時間意識和開闊的時間跨度。

中國歷史敘事高度重視事件發生時間。對於中國古代的歷史書寫，依《玉藻》《藝文誌》等有記言、記事之分，《左傳序》總結“魯史記”記事的方法為“記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亦即劉勰所說的“貫四時以聯事”。在我們能看到的《春秋》中，記言、記事之分得到充分體現，而系統的以時間綴連事件的“魯史記”記事方法已被突破。到《左傳》，一方面已經言事相兼甚至因言成事，另一方面在諸如丁醜、戊午等具體日期之外，又創造了“初”“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之歲”等時間表達方式。《左傳》的時間表達為《史記》《漢書》等記事、敘事所繼承，時間的精準程度則大體上從“以事系日”跨越到了“以事系年”。中國歷史書寫強烈的時間意識也為出土文獻如《竹書紀年》《清華簡·系年》等所證實，我們要注意的是，這是兩部“完整的”著述。中國歷史敘事所建立的時間秩序，保證了歷史真實被客觀陳述，是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差別在文本中的呈現。

開闊的時間跨度，決定了中國歷史敘事注重的是歷史事實而非歷史的意義。事件的連續性與全面性，是觀察中國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在時間方面具有明確界限的另一個視角。文學敘事中的事在時間上一般是連續的，或者表現為事件自身發生時間的連續，或者表現為塑造人物形象的連續，或者表現為傳達某種意義的連續。歷史敘事則多由片段事件組成，人物依托於事件造成了人物形象的“片面性”，比如，鄭莊公是“失教”的，是“有禮”的，也是“失刑政”的；事件依托於時間影響了事件的全面性，比如，尋找完整的赤壁之戰，須要觀察《三國誌》的多個列傳。歷史敘事是一種點式敘事，文學敘事多為線性敘事，這是歷史文本開闊的時間跨度給我們的直觀啟示。

中國的歷史敘事文本，體現的是以歷史為核心的敘事方法，敘述側重點在事而非人或事件的意義，顯性的時間秩序保證了中國歷史敘事的獨特性與獨立性。尋找中國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的界限，須在視野上跳出近代學科劃分帶來的思維模式束縛，其實現路徑是從文本出發搭建歷史與文學發生、發展的層級體系。明確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的界限，是定位經典文本性質的基礎與前提，也是歷史敘事這一概念介入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的意義即學術增量所在。（作者：楊金波，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左傳》歷史書寫與文學生成研究”負責人、哈爾濱師範大學副研究員） （愛思想 2022-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