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耶教、佛教，“道成肉身”，敢於承擔，其生命意義和救世熱忱，決非“消極”“宿命”之外在批判所能批倒。俗見以為，宗教必然與科學相沖突或矛盾，宗教必然是宿命論、命定論或所謂精神的鴉片。這都是十分武斷的皮相之見。科學史早已暗示了基督教、道教的生與自然科學的內在的必然聯系，人類史亦早已表明了宗教人生觀之與人類社會進步的積極意義。至若心靈安頓、人性凈化、精神治療、境界提升，儒佛道耶的智慧亦無其他精神資源可以取代。

雲門禪師說：“日日是好日”；馬祖道一說：“平常心是道”。人生之旅雖如“古潭寒水”，然而只有領悟了“死”的意義的人，才能珍惜人生，懂得愛人、做人、求知和責任，懂得何謂人性和生命，才有智慧和勇氣去擔當一切的挑戰和痛苦，而使自己活得有尊嚴。正如鄭石巖教授在本書《導讀》中所說：“死亡應該成為莊嚴人生的一部分。因此，人必須認清生與死的完整意義，要在兩者之間看出精神生活和希望”。“人對於死亡的懼怕，是由於對死亡的無知。在禪者的眼裏，生與死是可以超越，而且必須超越的。那個扮演生同時又要扮演死的無相真我，若能從人生這個色相世界解脫出來，對於生與死的對立和矛盾意識，即刻消失，同時也對生命的真實有了完全的開悟。”(第11頁)禪家視真我是主人，而生老病死之軀體就好比是外衣。主人總是要換衣裳的，生與死就是更衣換裝之事。然而一般人的倒見，則視衣裳是主，真我為客。禪家把人生比喻為橋，把水比喻為時間，把真我比喻為過橋之人。曰：“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鄭石巖說：“當一個人對於生與死有了深度的開悟，他就會把注意力放在‘常’的角度，去攝受那‘無常’的現象，而樂於為無常付出承擔。他自己的真我也會從過去、現在、未來的三際中解脫出來，超越被時間系縛的鎖鏈。他從色蘊的世界，看入無相的法界，得到自在的體驗，他對於生與死有著一體兩面的統整領悟。因此在臨終時，他們死得心平氣和，有安身立命之感，死與生是一般的莊嚴。”(第12頁)

甜蜜即死亡

托爾斯泰就是在嚴肅地面對單獨實存的生死問題，進行過一番徹底的自我反思之後，才改變了整個人生態度，追尋涉及宗教、道德等等高度精神性的生命意義。其《伊凡·伊裏奇之死》正是他獨特的生死體驗的心靈寫照及升華。他與他之後的陀斯妥也夫斯基，開啟了存在主義文學運動的先河。而依後起的海德格爾的分析，“人的存在本質上即不外是單獨(孤單獨特)的實存”。因此“不得不在各別的人生旅途上，做他(她)種種生命的(尤其是道德的或宗教的)抉擇。這種萬物之靈特有的單獨實存性格，在我們自己面臨死亡而不得不取一種(本然的或非本然的)生命態度之時，格外明顯”。(第65頁)應付或解決生死問題，本是自己的分內事。生命的每一個時刻即是走向死亡的時刻。但人們總是無謂地懼怕死亡，逃避死亡，在日常世俗的時間流逝過程當中，埋沒自己本然(本來如此，本應如是)的“向死存在”，暫時忘卻死亡的威脅，這就表現了一種實存的非本然或非真實性。照此看來，人們最心滿意足的生活，其實是最恐怖可怕的。托爾斯泰筆下的伊凡，只是在罹患絕症之後，才體悟到這一點。假如我們在平常之日即已了悟“向死而在”的真實本然性意義，而在最單純平凡的日常生活裏，自動依據單獨實存的終極關懷，找到一種高度精神性或宗教性的歸宿或本根，藉以重新建立自己的人生信念與生死態度，則“最單純平凡”與“最恐怖可怕”的價值分辨，也就頓然消解了。這豈不就是禪師所雲：“日日是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