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聖西聖，心同理同。傅著以相當篇幅提煉了傳統哲學與宗教資源中的安身立命之道和超克死亡的慧解。世界各大宗教和哲學的開創者，耶穌、穆罕默德、釋迦牟尼、孔子與老子等，都具備有一種偉大開創人格，都有高度的精神性或宗教性的情懷。其終極關懷的方式各有千秋，各顯獨特。佛教的終極關懷是如何轉迷開悟，以一種破除世俗迷執的生死智慧，消解無明。基督教的終極關懷是如何洗刷原罪，獲致永生。儒家宗師所憂之道(天命之道或仁義之道)亦關涉生死問題與生死態度，儒家的終極關懷具有天命根據與冥悟體認的宗教性格，而不僅僅只具有世間世俗的人化道德的實踐意義。(莊子所代表的)道家與禪宗，更是徹破生死。這些傳統資源的契接點，即是對生死問題的凝視與關注，面對死亡的挑戰，憑藉宗教的、道德的高度精神力量予以超克，而獲安身立命、永生或解脫，以使有限的生命達致無限的意義之境。基督宗教的上帝、天國，印度教的梵我、神我，大乘佛教的“一切法空”、“諸法實相”，儒家的天與天命，以及源於天命而有的道德心性與生生不已的天道，道家的常道、無名之道等，是一種本體實在或本源真諦或終極真實。對於它的主體性體認，乃是所以保證每一單獨實存能在精神上超克死亡或徹底解決生死問題的真正理據。通過宗教(或哲學)探索，一旦發現了終極真實，隨之就有終極目標的定立，在基督宗教是永生天國，在印度教是輪迥的結束，而與梵我或神我合一，在佛教則是涅槃解脫，在道家是與道玄同，在儒家是仁道、天命之道的實現與個人的安身立命。終極目標的定立方式雖各不同，所以定立終極目標的基本理由或意願則頗有類似之處，大體上都關涉著死亡的精神超克或生死問題的徹底解決。一旦有了終極目標的定立，就會隨著產生單獨實存承擔此一目標並獻身此的宗教願望，由是徹底改變生死態度和生活方式，實現人生的轉折。也就是說，終極承擔或終極獻身有其轉化人格的一股強大的精神力量。譬如在大乘佛教，一介凡夫誓願“上求菩提，下化眾生”而變成菩薩，在儒家一介小人轉成君子，在基督教則跟著耶穌基督，背上十字架，愛人行善。文革時期的紅衛兵之狂熱亦有類似之處，但紅衛兵情結不具備有超越世間意義的生死問題。

傅著還認為，宗教探索的終極目標，在他力宗教如耶教，常以“拯救”或“救濟”一辭表達，在自力宗教如吠壇多等哲學性的印度教或禪宗，則以“解脫”一辭表達。而寬泛意義上的“解脫”義涵，兼攝“他力救濟”與“自力解脫”。終極目標一旦定立，隨之就有了解脫進路的必要。這就是為了獲致終極目標的種種宗教實踐方式、工夫或手段，如天主教的七大聖禮以及祈禱，佛教四聖諦中的道諦所述之“戒定慧”三學與八正道，印度教的四大解脫進路(智慧之路、正行之路、瑜伽之路、敬神之路)等等，在中日禪宗，自慧能至道元(日本曹洞宗始祖)等強調“頓悟頓修”的禪師們，則常有化除終極目標(成佛)與解脫進路(坐禪)之分的傾向。受禪宗影響的王陽明學派，亦有“本體即是工夫，工夫即是本體”的傾向。其實踐方式，頗類禪宗。

如果撇開制度化、組織化宗教的許多負面問題不談，單就每一實存主體的宗教需求去看宗教，著者認為，“生死問題的探索與解決，乃是宗教所以必須存在的最大理由”。從這一意義來看，著者論定：“只有人類是‘宗教動物’，因為只有做為萬物之靈的人類，才會永遠探討死亡問題，尋覓生命的‘終極意義’(ultimate meaning)，本質上完全異乎無有(精神)永恒性、絕對性可言的種種世俗意義(包括經濟生存、政治權益乃至文化創造)。”(第11l頁)因為假定我們的身心永恒不朽，無有死亡，則根本就沒有宗教探索的必要。如果亞當與夏娃未被上帝趕出伊甸之園而人類自此有了死亡的挑戰，則不會產生猶太教，更不可能有基督宗教的形成。佛教也是如此。佛教存在的意義，可以以憨山大師所說的“生死大事”四個字加以概括。所謂“非於生死外別有佛法，非於佛法外別有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