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名導演黑澤明在1952年制作的影片《活下去》的主人翁渡邊，與伊凡有相類似的體驗。在他自知患有絕症直至死去的幾個月間，探索著仍要活下去的人生意義，並通過積極的善行，完成了一件自我承當的任務，肯定了自我，肯定了人生，欣然地接受了死亡。足見，“生命的存在與肯定就是充分的意義，我們的生命存在的一天，就是我們必須充分生活下去的一天，直到我們告別人間為止；我們只有通過積極正面的人生態度與行為表現，才能體認我們對於生命真實的自我肯定，才能真正完成我們人生的自我責任。(第75頁)

海倫·聶爾玲(Helen Nearing)1992年八十八歲高齡出版的自傳性著作《美好人生的摯愛與告別》，敘述了她與比她年長二十一歲的丈夫所過半個世紀以上的恩愛生活，尤其是1983年她丈夫司各特過百歲誕辰時(她旁助)他自行了斷的生死姻緣。這位獨立而有信念與才賦的女作家說：“參與愛(的生活)並深愛他人，就是最大的人生報酬。愛心的表現似無止境，摯愛與告別都是生活的成素。”書中深刻揭示了老齡化生活與安靜平寧而有控制地面對死亡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其實，平時的精神狀態與臨終的精神狀態能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平時培養健全的生死態度，遠較患上絕症而後“臨時抱佛腳”的最後努力，更為重要，更有真實的人生意義。

傅偉勛教授1992年元月做癌病切除手術時，即是以平素積累的哲學與宗教的陶養，以生命的學問與學問的生命的慧識，面對死亡的。他是反思著儒道心性體認的生死智慧和維也納精神醫學專家傅朗克(Viktor Frankl)所說“人生就是一種課題任務，甚至使命”而從容走向手術臺的。以後數日的瀕死體驗，無憂無慮，無相無念，無牽無掛，有如涅槃解脫一般。傅先生體驗到一種無以名狀的“甜蜜”的滋味，假若這種甜蜜就是死亡的滋味，那麼死也並不值得我們恐懼了，當然並不是任何人都能體驗到“甜蜜即死亡”的。疾病和醫治手段給危重病人帶來的非常之痛苦亦非我們健康人所能體會。去年我送走了好幾位親人和師長，目睹著他們臨去的苦難，實在無法把長壽和福報、死亡和甜蜜打上等號，亦感受到死的尊嚴與生的尊嚴一樣，並不都是可以由個體當下承擔與護持的。外緣、條件的限制，內在心理準備和平日修煉的不足，加上人到彼時的無法自制，都使得人們瀕死的體驗無法達致上乘。由是更使人感到死亡教育(或生死教育)的重要和社會如何為臨終者創造一個使之能夠護持自己死的尊嚴的外緣環境的重要。

如果把死亡的涵義擴大，人們經歷著不只是肉體的代謝，也包含著精神自我的死亡與新生(昨日之我與今日之我)，情感自我的死亡與新生(例如有人把離婚、失戀的心理轉變與臨終的心理轉變作比較研究，認為都經歷了否認與孤離——憤怒不平——討價還價——消沈憂郁——接受現實等五分段，認為一個人每離一次婚或失一次戀就等於小規模地死了一次，即當事人的情感、部分心理內涵與生活經驗的死亡)。體認(廣義的)生命的意義，應付(廣義的)死亡的挑戰，實存本然地承擔一切生命苦難與人生任務或使命，需要我們培養、積累豐富的生活經驗，同時品味、開悟死亡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