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較之既往朝代，宋代錄取的考生均地位更高、待遇更優。宋代皇帝親自鼓勵讀書人發奮攻讀，如宋真宗曾寫《勸學詩》：“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安房不用架高梁，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出門莫恨無隨人，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事實也確實是“十年寒窗無人問，一朝成名天下知”。宋代確立的殿試制度、皇帝賜宴制與恩科等制度，極大地提高了科舉的地位與及第者的身價。不僅如此，宋代還簡化、減少考試的類別和次數，宋代只要省試通過即可做官，而且官級也有很大提高。“名卿臣宦皆系此選”，“登上第者不數年輒赫然顯貴矣”(《宋史•選舉誌一》)。據郭齊家的統計，在宋133名宰相中，由科舉出身的文士達123名之多，占宰相總數的92.4％，大大高於唐代的比例，而唐代有宰相368人，進士出身為143人，占宰相總數的39％。這一切使得門楣、私交、黑金不再是科舉考試的決定因素，僅靠自己文章的水平即能展開公平競爭，就能從寒門出身搖身一變而為國家的棟梁之才。戲曲舞臺和說唱藝術中蔡伯喈、王魁、張協等等頻頻中狀元的背後，是現實社會中前所未有的寒門人物正在向社會權力的上層躍升，是社會權力的上層前所未有地向廣大寒門人物敞開了大門。 

社會歷史脈動的另一方面必然是，豪門世家的權勢難以為繼，幾代連續高官顯宦的現象日益罕見。在唐代，一些大族世家父子相繼做宰相，甚至幾代做宰相的現象比較常見，宋代與此有很大不同。一切靠自己的頭腦，即使父親享有高官厚祿，權傾天下，如果兒子科場困頓，完全可能潦倒終生，如社會名流、富貴宰相晏殊之子、著名詞人晏幾道就是一例。因此，既有權貴向科場新俊招手結盟，以鞏固其政治地位，同時科場新俊為了加速其“崛起”，把社會上層的可能權力盡快兌現為現實權力，向既有權貴投懷送抱，也就不可避免。互相利用的最有效、最可靠的手段之一就是婚姻。貧寒之士一旦“發跡變泰”，又成為權門的東床快婿，則其在官場的步步升遷就可指日而待；而在朝顯宦不僅熱衷招納東床快婿，甚至還頗樂意在大女兒去世之後，以小女兒補缺，形成“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現象。於是“富貴易妻”的悲劇大量產生，北宋如此，偏安於江南半壁河山的南宋王朝，因其科舉錄取率更高亦即“鯉魚躍龍門”的可能性更大，這一問題更加突出。追溯當時南方各種民間說唱文藝和從鄉村小戲中孕育出的南戲題材，“蔡中郎現象”甚為普遍，“負心婚變母題在文學中的表現，在宋代出現了空前的盛況”，“宋代是負心婚變悲劇的成立時期”⑨，其原因不能不首先在此。

三　作為歷史進步代價的“蔡中郎現象”

陸詩及同時期南宋說唱藝術與南戲涉及了窮書生變泰即變心的文化史現象，誠然“反映了封建文人一旦飛黃騰達就要棄妻再娶的現實，從而深刻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罪惡”⑩。如前所述，這是與科舉制度十分發達緊密相關的宋代社會問題之一。富貴易妻在宋代社會如此輕易發生，這使我們想到，它是否意味著中國歷史在宋代的一種倒退？ 

當我們把鄙夷的目光從“蔡中郎現象”移開，站在一個更為深遠的角度，就會看到上承先秦漢唐、下啟元明清近代的宋代，確乎如許多通哲名流所言，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時期。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曾斷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11)此可謂承前而登峰。近代著名學者嚴復又言：“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12)此可謂啟後之全面。

⑨黃仕忠：《婚變、道德與文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124頁。

⑩遊國恩等：《中國文學史》第三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85—286頁。

(11)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頁。

(12)嚴復：《致熊純如信》，《學衡》第13期(1923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