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廣銘先生復說：“宋代文化發展所達到的高度，在從10世紀後半期到13世紀中葉這一歷史時期內，是居於全世界的領先地位的。”(13)此可謂睥睨世界而稱雄。國際學術界，日本中國史學界的主流觀點並引起歐美漢學界廣泛共鳴的一個看法——來自20世紀初日本著名中國史學家內藤湖南的考察——也以為，宋代乃“中國由中古向近世的一大轉折”，是“中國近世史之開端”。(14)隨著研究的深入，宋代在中國歷史上的突出地位目前正受到國內外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重視。筆者以為，至少有以下幾點是值得在這篇文章中特別指出的： 

第一，宋代在世界文明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相當完善周密的人才選拔制度——科舉制度，從中央到地方各行各業各級重要機構的權利大門都通過這一制度向知識分子敞開，這使得宋代成為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夢寐以求的黃金時代。宋人曾自豪地說：“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辭進。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錢谷之司，文士也；邊防大帥，文士也；天下轉運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蔡襄《蔡忠惠集》卷十八)北宋時期我國的各類人才如群星燦爛，與蘇軾約略同時的文化巨匠就有一大批，如範仲淹、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韓琦、蘇洵、蘇軾、蘇轍、文彥博、富弼、晏殊、曾鞏、柳永、黃庭堅、秦觀、程頤、程顥、張載、蔡襄、周敦頤、邵雍、沈括等，他們都是大師一級的人物，在中國文明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偏安一隅的南宋，人才之盛也使其他朝代的統治者汗顏，如朱熹、陸九淵、李清照、陳亮、葉適、陸遊、辛棄疾、楊萬裏、李綱、文天祥等。誠如明人徐有貞所言：“宋有天下三百載，視漢唐疆域之廣不及，而人才之盛則過之。”(四庫全書本《範文正集補編》卷四《重修文正書院記》)科舉制度的完善帶來人才的興盛，人才的興盛必然帶來學術文化事業的興盛和社會的全面發展。 

第二，在社會科學領域，宋人創造了中國思想學術文化中最精微的哲學理論體系——理學，又萌生了最富有創造性和解放精神的理學別流——心學。中唐時期的新儒學，到宋初得到“理學三先生”胡瑗、孫復、石介的繼承與發揚，從而為“章句之學”向“義理之學”的轉變奠定基礎。理學真正的創始人為周敦頤、邵雍、張載、二程兄弟(顥、頤)，集大成者為朱熹。幾代學者建立了一個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他們融合儒、釋、道思想，闡釋義理、兼談性命，發展儒家“內聖外王”的價值觀，提倡理性主義與道德自律精神。這是中國源遠流長的傳統哲學——經學，從感悟經學和章句經學形態，向理論經學形態的完成。南宋陸九淵等人又從理學中衍化出一個“宇宙即是吾心”的心學流派，它在明代經陳獻章繼承，到王守仁發揚光大，開啟了中國歷史上又一個思想權威的解體運動，為傳統中國社會由近世向近代的演變提供了可能(如果沒有受到民族矛盾的沖擊，這一可能極可能在17世紀變成現實)。即使是就比較純粹的理學而言，它對“漢唐煩瑣經學的批判與揚棄”，也是“儒家精神的解放”(15)，可視為明清時期反封建的早期民主啟蒙思想的邏輯先導。總之，可以說，理學的產生在儒學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在宋代文化乃至整個中國文化史上也是一件大事。“在當時和後世”、“在國內”，甚至“在全世界”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6)以理學為核心的宋代學術文化給後世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財富。

(13)鄧廣銘：《國際宋史研討會開幕詞》，收入《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選集》，河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14)夏應元：《內藤湖南的中國史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態》1981年第1期。

(15)龐樸、馬勇：《中國儒學》第一卷，東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42—243頁。

(16)楊渭生等：《兩宋文化史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