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小說、戲劇發跡變泰三大題材類型(文士發跡、武人發跡和工商業者發跡)中，最為大眾藝術家重視的是文士發跡題材，文士發跡題材類型中最重要的、擁有作品最多的模式是“王魁模式”④。該模式故事內容具有三個情節段落：(1)有真才實學的男主人翁，窮愁潦倒之時得到下層社會女子的鼎力相助(愛情、金錢)，成立家庭，學業完成。(2)通過科舉(多中狀元)，獲得富貴，遂忘恩負義(或拋棄甚至謀害女方)。(3)受到懲罰(或以命抵償；或因權貴介入，受些活罪後與髮妻團圓)。早期南戲作品通過蔡中郎、王魁們的負心形象，暴露出人性殘酷的一面，社會地位的變更是人的真實面目的試金石，人與人之間殘酷的社會關系也因此暴露無遺。

二　“蔡中郎現象”的社會文化根源

陸遊詩中涉及的婚變題材在南宋民間文藝形式(南戲與說唱)中的大量存在，說明了這是當時社會普遍存在的問題。原因多種多樣。首先與男尊女卑的傳統民族文化心理有關。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充分孕育並鞏固了以男性主義為中心的男權意識。女子沒有獨立人格，只是一種物類的東西，是男人的一種附屬品。禮教要求女子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女子的生存權利、情感需要、尊重需求等能否得到滿足，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滿足，完全取決於身邊男性的一己好惡。這種文化心理形成的根本原因在於女子沒有獨立的經濟地位，傳統女性生活一如劉半農在《南歸雜話》中所描繪的：“因為一失歡於男子，就要餓死，所以不得不講‘四德’，不得不‘賢惠’，不得不做‘良母賢妻’。其實‘無才是德’，就是‘人彘’的招牌；所謂‘三從’，就是前後換了三個豢主；所謂‘四德’、‘賢惠’、‘良母賢妻’，不過是‘長期賣淫’的優等考語。”⑤沒有獨立經濟地位和獨立人格的女子，其生存處境在幾千年裏都是非常不妙的，在宋代社會亦應如此。

當然，“蔡中郎現象”司空見慣的最主要原因和宋代科舉制度的發展密切相關。宋代科舉制繼承唐制，但發展得更為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唐制的一些弊端，也還沒有發生明清時代因“年久生變”而窳敗的種種情況。可以說，宋朝是古代社會科舉制度最成熟、最有活力的時期。首先，鑒於唐代權貴操縱科舉、營私舞弊的通病，確立“別頭試”、“鎖院”、“殿試”等制度，廢除“公薦”(通榜)制，加強了對權貴子弟的監督。尤其是“彌封(糊名)”、“謄錄”制度的嚴格實施，基本上排除了宋代以前長期存在的權貴對科舉取士的壟斷和相應的旁門左道(唐代行卷、溫卷、請托、通關節私薦、場外議定名次等風盛行)。這一系列的法規和措施為科場上的平等競爭廓清了道路。其次，考生錄取名額大幅度增加，考試正常率幾達百分之百。兩宋通過科舉共取士115427人，平均每年361人，約為唐代年取士名額的五倍、元代的三十倍、明代的四倍、清代的三點四倍。⑥其中，南宋的錄取率更高於北宋，因為每年的平均錄取數雖然差別不大，但南宋統治的範圍逼仄得多，因而參加科舉的總人數也比北宋少得多。重要的是，宋代在正規錄取通過科舉考試的考生之外，還對那些多次參加科舉考試而未能錄取的人予以特別照顧。如宋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取進士409人，諸科430人，後又取“特奏名”900餘人，總計竟高達約1800人。⑦以考試正常率而言，兩宋均從來沒有發生過停止科舉的事情，即使在金兵圍困、國難當頭的徽、欽二帝時，依然“相沿不替”。⑧

④潘承玉：《論宋元明小說、戲曲發跡、變泰題材的流變及其文化意蘊》，《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6期。

⑤薛海燕：《近代女性文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頁。

⑥張希清：《論宋代的科舉取士之多及冗官問題》，《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版)1985年第5期。

⑦郭齊家：《中國古代考試制度》，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11頁。下文郭氏統計見第114頁。

⑧楊渭生等：《兩宋文化史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