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象以盡意，在中國詩歌里就是“比興”的藝術手法。我們知道《詩經》里有“賦、比、興”，漢代鄭眾說：“比者，比方於物也。興者，托事於物。”劉勰說：“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比”和“興”都有比喻的意思，但“比”是明顯的，簡單的，喻體和本體是一比一的關係。而“興”是潛在的，聯想的，像征的，啟發的，喻體和本體之間是一比多的關係。詩人就是用“興”這種手法來立象的。而用來起興的“象”本身是包含很多的意思的，有明顯的表面的意思，更多的是隱藏的深層的意義。比如說《詩經》的《關雎》，一起首，“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詩人所立之“象”不過是一對呱呱叫的雌雄鳥，雎為雄性鳥，鳩為雌性鳥。但這只是表面現象，詩人真正要興起的是接下來的，人的思春之情：“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所以“關關雎鳩”還有某種潛在的像征的意義，就是人們想要的那種愛戀的沖動。再如《鵲巢》篇，“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之子於歸，百兩禦之。”這里的“鳩”就是暗指那個出嫁的少女。再如《衛風•氓》：“於嗟鳩兮，無食桑葚。”斑鳩鳥啊，不要吃太多桑果。接下來就是“於嗟女兮，無與士耽。”從斑鳩鳥就自然聯想起那個被拋棄的婦女來了。大家看，同一個斑鳩鳥的興象在不同的地方表達了不同的像征意義，也就是盡了不同的意。中國詩歌中這種興象的表現手法，與《周易》的“立象以盡意”是相關聯的。《周易》的這種用像征表達的思維習慣，對中國文學和哲學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構成了中國淵源深刻的詩性思維。

這種影響在抒情詩歌中的表現是不言而喻的。其實中國的敘事文學也深受其澤概。好的故事總是一種充滿像征的故事。例如《紅樓夢》，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里說：“夫美術之所寫者非個人之性質，而人類全體之性質也。惟美術（指文學）之特質，貴具體而不貴抽象，於是舉人類全體之性質，置諸個人之名字之下……善於觀物者，能就個人之事賣實發見人類全體之性質。”所以紅樓夢的主人公說是賈寶玉可以，說是子虛烏有先生可以，說是你我任何人都未嘗不可。賈寶玉其實就是一種像征。我說有兩部《紅樓夢》，一部是故事的《紅樓夢》，一部是像征的《紅樓夢》。在故事的《紅樓夢》里，我們讀到的是，大觀園里那種花團錦簇、錦衣玉食的生活。但那是賈寶玉的生活，而不是我們自己的經歷。只有在像征的《紅樓夢》里，我們卻能讀出那種青春從燦爛走向衰敗，生命從壯烈走向滅亡的過程。“千紅一窟（哭）、萬艷同杯（悲）”的這種悲劇，我們有如親歷，感同身受。

《紅樓夢》里最大的一個像征物是石頭，也就是賈寶玉的本質。它原本是青埂峰下棄而不用的一塊頑石，天然、質樸、無所欲求、悠長久遠。但偏偏它通了靈性，要到那人間去走一遭。於是石頭也就變成了經過人為雕琢的寶玉。王國維《紅樓夢評論》說，“玉者，欲也。”在現實人生欲望的作用下石頭的本質也就異化了。賈寶玉就是一個石性和玉性的矛盾體，一方面賈寶玉自己並不喜歡那塊玉。《紅樓夢》里，通靈寶玉的首次正面亮相，就是寶黛初見時寶玉摔玉。可見賈寶玉骨子里拒絕玉化也就是拒絕異化、返璞歸真的本性。但另一方面，玉又是他的命根子，丟了玉就如丟了命，魂如遊絲，氣息奄奄。可見欲望和異化又是他擺脫不了的宿命。不止賈寶玉一個人是這樣的矛盾體，其實整個《紅樓夢》就是以石和玉為界分成了兩個陣營。例如賈政、王夫人、薛寶釵等人就屬於玉的陣營。他們都想把一塊璞石鍛煉打造成價值昂貴的稀世寶玉，成為符合社會價值標準的有用之才。大家知道《韓非子》里記載的“和氏璧”的故事：卞和獻玉卻被認為以石頭欺騙王者，獻玉兩次就被砍去兩條腿。第三次，他抱玉痛哭，淚盡而泣血，對楚王說：“吾非泣足也，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曰誑，此吾所以悲也。”這實際上是中國文學里一個最大的主題——感士不遇。中國文人的悲劇性正在於此，大家都認為自己是一塊寶玉，但卻被別人當作一塊石頭。我看見過一篇文章叫《辦公室里的屈原》，連一個辦公室里的小職員都自詡為屈原：“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但領導不重視我啊，只重用那些奸佞小人。寫得很諷刺。這就是“寶玉而題之以石”的悲劇。而在《紅樓夢》里曹雪芹卻是反其義而用之，他寫的是“石頭而名之曰寶玉”的悲劇，而這可能是更大的悲劇。（愛思想 2016-0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