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道彬:《周易》與中國文化的詩性品格(4)

立象以盡意,在中國詩歌里就是“比興”的藝術手法。我們知道《詩經》里有“賦、比、興”,漢代鄭眾說:“比者,比方於物也。興者,托事於物。”劉勰說:“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比”和“興”都有比喻的意思,但“比”是明顯的,簡單的,喻體和本體是一比一的關係。而“興”是潛在的,聯想的,像征的,啟發的,喻體和本體之間是一比多的關係。詩人就是用“興”這種手法來立象的。而用來起興的“象”本身是包含很多的意思的,有明顯的表面的意思,更多的是隱藏的深層的意義。比如說《詩經》的《關雎》,一起首,“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詩人所立之“象”不過是一對呱呱叫的雌雄鳥,雎為雄性鳥,鳩為雌性鳥。但這只是表面現象,詩人真正要興起的是接下來的,人的思春之情:“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所以“關關雎鳩”還有某種潛在的像征的意義,就是人們想要的那種愛戀的沖動。再如《鵲巢》篇,“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之子於歸,百兩禦之。”這里的“鳩”就是暗指那個出嫁的少女。再如《衛風•氓》:“於嗟鳩兮,無食桑葚。”斑鳩鳥啊,不要吃太多桑果。接下來就是“於嗟女兮,無與士耽。”從斑鳩鳥就自然聯想起那個被拋棄的婦女來了。大家看,同一個斑鳩鳥的興象在不同的地方表達了不同的像征意義,也就是盡了不同的意。中國詩歌中這種興象的表現手法,與《周易》的“立象以盡意”是相關聯的。《周易》的這種用像征表達的思維習慣,對中國文學和哲學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構成了中國淵源深刻的詩性思維。

這種影響在抒情詩歌中的表現是不言而喻的。其實中國的敘事文學也深受其澤概。好的故事總是一種充滿像征的故事。例如《紅樓夢》,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里說:“夫美術之所寫者非個人之性質,而人類全體之性質也。惟美術(指文學)之特質,貴具體而不貴抽象,於是舉人類全體之性質,置諸個人之名字之下……善於觀物者,能就個人之事賣實發見人類全體之性質。”所以紅樓夢的主人公說是賈寶玉可以,說是子虛烏有先生可以,說是你我任何人都未嘗不可。賈寶玉其實就是一種像征。我說有兩部《紅樓夢》,一部是故事的《紅樓夢》,一部是像征的《紅樓夢》。在故事的《紅樓夢》里,我們讀到的是,大觀園里那種花團錦簇、錦衣玉食的生活。但那是賈寶玉的生活,而不是我們自己的經歷。只有在像征的《紅樓夢》里,我們卻能讀出那種青春從燦爛走向衰敗,生命從壯烈走向滅亡的過程。“千紅一窟(哭)、萬艷同杯(悲)”的這種悲劇,我們有如親歷,感同身受。

《紅樓夢》里最大的一個像征物是石頭,也就是賈寶玉的本質。它原本是青埂峰下棄而不用的一塊頑石,天然、質樸、無所欲求、悠長久遠。但偏偏它通了靈性,要到那人間去走一遭。於是石頭也就變成了經過人為雕琢的寶玉。王國維《紅樓夢評論》說,“玉者,欲也。”在現實人生欲望的作用下石頭的本質也就異化了。賈寶玉就是一個石性和玉性的矛盾體,一方面賈寶玉自己並不喜歡那塊玉。《紅樓夢》里,通靈寶玉的首次正面亮相,就是寶黛初見時寶玉摔玉。可見賈寶玉骨子里拒絕玉化也就是拒絕異化、返璞歸真的本性。但另一方面,玉又是他的命根子,丟了玉就如丟了命,魂如遊絲,氣息奄奄。可見欲望和異化又是他擺脫不了的宿命。不止賈寶玉一個人是這樣的矛盾體,其實整個《紅樓夢》就是以石和玉為界分成了兩個陣營。例如賈政、王夫人、薛寶釵等人就屬於玉的陣營。他們都想把一塊璞石鍛煉打造成價值昂貴的稀世寶玉,成為符合社會價值標準的有用之才。大家知道《韓非子》里記載的“和氏璧”的故事:卞和獻玉卻被認為以石頭欺騙王者,獻玉兩次就被砍去兩條腿。第三次,他抱玉痛哭,淚盡而泣血,對楚王說:“吾非泣足也,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曰誑,此吾所以悲也。”這實際上是中國文學里一個最大的主題——感士不遇。中國文人的悲劇性正在於此,大家都認為自己是一塊寶玉,但卻被別人當作一塊石頭。我看見過一篇文章叫《辦公室里的屈原》,連一個辦公室里的小職員都自詡為屈原:“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但領導不重視我啊,只重用那些奸佞小人。寫得很諷刺。這就是“寶玉而題之以石”的悲劇。而在《紅樓夢》里曹雪芹卻是反其義而用之,他寫的是“石頭而名之曰寶玉”的悲劇,而這可能是更大的悲劇。愛思想 2016-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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