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者認為，杜鵑花和傅鍾都暗指台大[29](杜鵑花是台大校花)。但在我看來，嬌嫩明艷的杜鵑與質地堅硬的木棉也構成了對比。事實上《木棉花》發表時，政治的高壓已開始鬆動，然而商禽仍然選擇以這樣的方式寫作，這既顯出藝術的張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將真實的歷史事件抽象化了。

說是有風吹嗎又未曾見草動，橫斜戳天的枝頭竟然跌下一朵，它不飄零，它帶著重量猛然著地，吧嗒一聲幾乎要令聞者為之呼痛！說不定是個墜樓人。

「橫斜戳天的枝頭」與魯迅《秋葉》裡「直刺著奇怪而高的天空」的棗樹共享同一種姿勢——提示著不屈服的懷疑與反抗精神。如果不是題目的暗示和最後一句點題，全詩乍看似乎只寫了一朵花的凋零。結尾最後一句，帶著輕微的猜測，「說不定是個墜樓人」。商禽借描寫一朵木棉花的墜落來表現陳文成的死亡，花朵飄零的意象原本只帶有淡淡傷感，在這裡卻變得沉重起來。

第三種「詩質」呈現的方式即「敘事傾向」，相比於意象塑造和情感逃避，「敘事傾向」更多與散文詩自身的文體特徵相關。作為詩歌與散文、小說、戲劇等的交叉文體，較之於分行詩，散文詩似乎先天就更接近敘事性文體。換言之，通常散文詩中描述性的語言更多，不像大多數分行詩那麼「跳躍」，散文詩的精警也往往依靠其整體結構(或者說情境)而非句間斷裂來獲得。

從文體的政治性上說，葉維廉認為，散文詩自誕生之初就與自由詩一樣擁有「文體解放」的意味。

自由詩之提出……是有政治意義的，亦即是反對形式的講話和形式宰制……其目的就是要創作由關閉的形式走向開放的空間。要給想像活動和表現行為更大的空間，這自然和因抗拒社會宰制所興起的民主自由思想有關……散文化的訴求當然也應作如是觀。[30]

然而這種自由也並非是不加約束的。在我看來，如果說意象塑造和情感節制是現代詩常見的表現方法，那麼「敘事性」則與「詩質」間存在某種微妙的平衡，因為「敘事」首先依賴於「詩質」才得以成立，否則便容易滑入散文或「非驢非馬」[31]的境地。因此林以亮認為散文詩形式上近於散文，「在訴諸於讀者的想像和美感的能力上說，它近於詩」，因其本身就是一個小文類，且詩質較難把握，所以「散文詩是一種極難運用到恰到好處的形式，要寫得好散文詩，非要自己先是一個第一流的詩人或者散文作家，或二者都是不可」，而稱那種「不三不四所謂抒情的散文」為散文詩，「等於辱沒了散文詩」[32]。

而在商禽筆下「敘事」與「詩質」則很好地結合在了一起，以散文詩《狗》為例：

每次，當我從欄柵式的木板窗縫中望出去，一直把這條臨河的、還不怎麼成其為街的路看到黃昏。一直把那盞不知從何時起點著的路燈，由昏黃看到明亮。一直看到那個遛狗的人出現在路燈的照射之下。

這裡首先設置出一個情境：「我」站在屋內，透過「欄柵式的木板窗縫」去窺視黃昏時出現在路燈下的遛狗人。

每次，總是要等到那人快接近路燈時，才看得見一隻灰灰的狗，跟在他的後面；他人愈近燈杆，那黑黑的狗靠近他也更近，人一到燈下，那狗便不見了，我想大概是翹著腿在燈杆下做什麼了；可是當他已走過了燈杆，那狗就突然越過人而跑到了他的面前，愈走愈遠，直到人從燈光中消失。

這一段出現核心意象「狗」。這隻狗十分特別，在快接近路燈時出現在主人後面，越來越靠近，人走到路燈下便消失不見，而走過後，又出現在前方，並且越走越遠。有生活常識的人們應該已經猜到，狗與夜晚影子在燈下的變化方式是一致的。

一個人擁有這樣一隻忠實而有趣的狗。是多麼令人羨慕啊。

直到有一天，我禁不住想要和那人去打個招呼，而走出了我的小木屋；當我走向那盞路燈時，我才發現，我也有一隻忠實的狗跟在我的後面，並且也在我走過燈杆之後急急的跑在我的前面，愈跑愈遠，最終消失在沒有燈光之處。

「我」受了好奇心的驅使，終於走出小木屋，卻發現自己身後也跟隨著這樣一隻忠實的狗。這是很有趣的一幕，走出屋子走入燈光下的「我」，也成了一個遛狗人。

[29]參見林淇瀁.哀傷之禽鳥——商禽詩《木棉花》的初始版本[A].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商禽卷[C].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245.

[30]葉維廉.散文詩：為「單面人」而設的詩的引橋[A].葉維廉.解讀現代·後現代——生活空間與文化空間的思索[M].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2：204.

[31]余光中曾批評散文詩說：「這是一種高不成低不就，非驢非馬的東西。它是一頭不名譽的騾子，一個陰陽人，一隻半人半羊的faun。往往，他缺乏兩者的美德，但兼具兩者的弱點。往往，他沒有詩的緊湊和散文的從容，卻留下前者的空洞和後者的鬆散。」余光中.剪掉散文的辮子[A].當代台灣文學評論大系·散文批評卷[M].台北：正中出版社，1993：101.

[32]林以亮.論散文詩[A].葉維廉.中國現代文學批評選集[C].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170-171.

（作者不詳，原載 2016/06/07《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