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是透射說。該理論界定涉及三個重要概念:選擇軸、組合軸和對等(又稱等值)原則。雅可布遜基於索緒爾功能語言學中的二項對立原則,對語言的詩性功能概念進行了拓展性的闡釋。索緒爾認為,言語行為中存在著兩種主要程序:一是借助“相似”基礎實現的選擇,二是以“相鄰”為基礎實現的組合。受索緒爾語言學啟發,雅氏對語言的詩性功能解釋為:“詩性功能——這是對等原則從選擇軸向組合軸的投射。”(Якобсон, 1975:2o4)類似的表述在雅氏的著述中屢見不鮮,如:“詩歌中為了構建組合而常常運用平等關係”(2o4),“重復是為組合而運用的對等原則”,(Якобсон, 1975:221),“對等是構建組合的原則”,(Якобсон, 1983:467)等等。語言借助選擇軸和組合軸來構建自身,而詩性語言則是對等原則在組合軸上起作用而產生的。因此,甚至有人認為詩性功能是運用對等原則“有意識地‘破壞’這兩個軸的慣常運作來達成的”。(田星:89)

以上對語言的詩性功能的兩種理論界定,幾乎構成了雅可布遜語言學詩學的核心內容。不僅如此,雅氏還不斷地對語言的詩性功能的理論闡釋進行實踐檢驗。他早在《論俄國新詩》中就曾指出:“詩不是別的,而是依據內在規則實現的具有表達指向的話語”,(Якобсон, 1987:275)並有效地分析了俄國未來派詩人赫列勃尼科夫詩作中的內在的語言學規則;後來在《語言學與詩學》中他再次對“詩歌文本內在固有的語言學規則”進行驗證;(Якобсон, 1975:2o3—2o4)而在《詩學問題》(1973)等論著中他又通過大量詩歌文本分析,進一步指出“詩歌強調語言所有層面的結構因素,即詩歌是以各種區分性特征為始端,以文本的整體結構為終結”。(Якобсон, 1987:81)總之,雅氏早年和後來發表的論著,在關於詩歌有其“內在規則”的看法上始終保持高度的一致性。無獨有偶,德國學者W.D.史坦伯也有過異曲同工的表述:“詩的言語單純地指向表達,受其內在規則的支配……而不關心言語的指稱對象。”(STemPel,1972:3o)

總而言之,以上雅氏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對語言的詩性功能的界定,既前後呼應又互為補充。與理論闡釋相比,對詩性語言的實踐分析更進一步明證了在語言藝術研究中語言學與詩學的密不可分。詩學理論研究力爭確定語言的詩性功能的邏輯性本質,而詩性語言的實踐分析則是為了對詩性功能在語言藝術中所體現的各種內在結構機製(如各種重復、對等、對應、平行)所進行的有效驗證。雅氏對詩性功能的理論闡釋和實踐分析可謂相得益彰。

詩性功能與自我指涉性

從雅氏關於詩性功能的第一個定義上看,詩學研究具有一個基本主題:語言內部並行發展著的兩個向度:一個是信息(客體、指涉物、所指)的對象,即信息發出者或接收者,它們都處在信息之外,是信息的外部因素;另一個是信息自身(符號或符號係統),即信息自我指涉的狀態。信息客體和所指向客體是兩種對立的層面,所以信息有著雙重的指向。詩性語言本質上是一種具有審美功能的信息,它在方式上不是指稱性的,而是自我指稱性的,所以它是指向自我的一種信息。“指向性”具有目的意義,它既是語言學概念,也是詩學研究中目的論思想的有效體現。雅氏的語言學詩學就是以目的論為出發點來闡明自己對詩性語言審美功能的獨特理解。

雅氏的這種詩學觀“旨在使形式和內容再度統一起來”,“成為聯結形式主義和結構主義的橋梁”。(霍克斯:87)從雅氏關於詩性功能的第二個定義中則可看出,在最初的帶有“指向”(或“聚焦”)概念的表述中補充進了“投射”一詞。

雅氏認為,語言的詩性功能既吸取選擇的方式也吸取組合的方式,以此來發展對等原則。選擇軸上的詞語具有聯想關係,一旦對等原則將這些詞語並置於組合軸上,便會削弱依靠語法邏輯關係形成的語義組合鏈,從而產生詞語間的聯想空間。對等原則將潛在的聯想關係投射到句段關係,這種“投射”就會打破句段關係的邏輯性。

(趙曉彬2014《詩性功能》,《外國文學》2014 年第 1 期 第 106-112 頁 / 作者單位:哈爾濱師範大學俄羅斯文化藝術研究中心,黑龍江 哈爾濱 15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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