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詩性功能是羅曼·雅可布遜詩學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之一,是聯結形式主義和結構主義的重要橋梁。他在許多詩學論著中都對此概念進行過理論闡述和實踐驗證。本文主要解讀雅氏對詩性功能的兩種界定,分析由此概念引發的指向說和投射說的核心含義,梳理詩性功能與自我指涉性、主導性、多功能性、超功能性等相關概念的關係,闡明詩性功能對認知語言藝術審美本質的獨特意義,以及雅氏對這一概念前後闡述中的矛盾性,旨在深入理解雅氏詩學理論範式的內涵及其外延思想。

“詩性功能”(The PoeTic funcTion)是世界著名的形式主義和結構主義文藝理論家羅曼·雅可布遜(Р. О. Якобсон, 1896—1982)提出的一個重要的詩學概念。雅可布遜在《論俄國新詩》(1921)、《主導論》(1935)、《語言學與詩學》(1960)、《詩學問題》(1973)等許多詩學論著中,都涉及過諸如“詩性功能”、“自我指涉性”、“功能性”、“主導性”等相關概念,從而引發了學界對語言的功能、多功能乃至超功能的深入思考和認識。早期作為一名形式主義者,他將日常語言和詩歌語言嚴格地對立起來,宣稱文學的研究對象應為“文學性”,“詩乃是語言在行使詩性功能”。(Якобсон, 1987:275)走上結構主義道路之後,他又確信詩性功能並非詩歌語言所獨有,在其他諸如日常、科學等語言現象中也同樣存在這一功能,只是居於次要地位而已;但詩性功能在詩歌語言中具有決定性意義、居於主導地位。雅氏明確提出,語言除詩性功能以外,還具有其他功能,即情感功能、意動功能、線路功能、指涉功能、元語言功能,並且這六個功能之間是相互包容的。(Якобсон,  1975:198)這樣一來,雅氏對語言的認識就不是單純地介於詩歌語言和日常語言兩種係統之間的對立,而是確立於言語交際信息的諸功能層級之間的主次地位的轉換。由這種態度來看詩性功能,不僅使我們可以清楚地把握藝術之內的詩性功能與藝術之外的詩性功能的相互關係,而且還可以考察它們之間的相互轉換及其他關聯。

何謂“詩性功能”?

關於語言的形態,有學者將語言分成日常語言、邏輯語言和詩性語言。日常語言是語言的原初形態;邏輯語言則是對於工具語言的係統發展,但具有理性、權威性和普遍性;而詩性語言既不同於日常語言又有異於邏輯語言。(Waugh : 48) 而雅可布遜則把語言分成日常語言和詩性語言,並專攻詩性語言的本質和功能,他認為文學是一種語言藝術,因此文學語言乃是一種詩性語言。至於語言的功能,在語言學中一般是指話語的目的以及實現此目的的話語環境。與此相關的“結構”一詞,則是指話語中所運用的特定技巧及其顯著特征,這些技巧和特征能夠幫助我們對不同性質的言語或文本進行辨識和歸類。而雅可布遜論著中的“功能”概念所涉及的“不僅是話語外部的社會語境屬性,還包含其內在的結構屬性”。(Bradford:23)依據雅可布遜的觀點,詩性語言與非詩性語言在語言內在結構上具有本質的差異。詩性語言尤為突出的是話語的特異技巧及其突顯特性,所執行的是詩性功能。

關於語言的詩性功能,雅可布遜曾先後推出以下兩種理論界定:

一個是指向說。雅氏曾指出:“指向信息本身,為其自身而聚焦於信息——這就是語言的詩性功能。”(Якобсон, 1975:2o2)這里的“指向”和“聚焦”既不是指信息的發出者,也不是指信息的接收者,而是指信息的自我指涉,即信息對待自我的關係。從這一角度看,詩性語言是以信息自身構成自己的傾向或焦點的,而詩性功能就是語言內部所具有的一種自我指涉性的符號範疇現象。(Якобсон,  1985:325)為了有效地詮釋詩性功能的實質,雅氏在自己不同時期的著述中反復推敲該詞的內涵和外延,將理性思考與先驗感知相結合、理論訴求與實踐分析相結合。譬如,立足於形式主義背景撰寫的《論俄國新詩》(1921)對詩性功能的界定和結構主義視野下撰寫的《語言學與詩學》(196o)一文對詩性功能的定義,雖然跨越了近四十個年頭,但所表達的理念卻幾乎同出一轍。

(趙曉彬2014《詩性功能》,《外國文學》2014 年第 1 期 第 106-112 頁 / 作者單位:哈爾濱師範大學俄羅斯文化藝術研究中心,黑龍江 哈爾濱 15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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