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符號的指向性,正是借助對等原則,“通過將詞語作為詞語來感知,而不是作為被指稱的客體的純粹的再現物或作為情感的宣泄,是通過諸個詞語的組合、意義及其外在和內在的形式,這些具有自身的分量和獨立的價值,而不是對現實的一種冷漠的指涉”。(Jakobson,1987:378)只有這樣,語言的詩性功能才可能是為了信息本身而聚焦於信息,它決定信息的絕對自足的符號地位。語言中由於構成信息的不是所有對等關係,而只是對等因素之一,所以選擇軸就處於信息之外。而按照雅可布遜對詩性語言的自我指涉原則看,選擇軸是處於信息之內的。選擇軸及其系列對等因素產生於話語對象的指示意義及其形式特征。

“詩性功能必須以作為能指和所指統一體的口頭符號的內在關係為前提,同時成為詩性語言的主導成分……”(Якобсон,1987:8o;1985:327)詩歌文本或詩性語言是自我生成的,它是一種“自我調節並最終自我觀照的整體,不需要參照在自己疆界之外的東西來證明自己的本質”。(霍克斯:87)

“在詩歌中被凸現的並非是客觀世界,而是語言符號本身。”(田星:9o)概言之,語言作為符號系統的主導性就在於它能夠說出某種能指的自身所指。雅可布遜將信息的這種自我指涉性稱為“詩性功能”,顯然是對語言符號和對象之間關係的傳統認知提出了質疑。

“自我指涉性”,作為從語言學引入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概念,可以說“貫穿於從俄國形式主義到法國結構主義乃至後結構主義的歷史過程”。(步朝霞:73)關於語言的自我指涉性,盡管西方哲學界有人持懷疑態度,如英國哲學家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中就說過:“沒有一個命題能夠作出關於自身的陳述,因為一個命題記號不能包含於它自身之中。”(維特根斯坦:45)但我們以為,維特根斯坦所說的自我指涉性是指語言的邏輯而非語言的藝術。自我指涉性既涉及語言的邏輯也關係到語言的藝術,而雅可布遜強調的自我指涉性主要針對的是語言的藝術。雅氏在闡釋語言的藝術(即詩性語言)時,有意識地將詩性語言的多義性(或“文學性”)與自我指涉性聯系起來,認為“多義性是信息指向自我時所固有的特性”,確切地說,“是詩的自然的和本質的特性”,(Якобсон,1975:221)這就使“自我指涉性”與“詩性功能”這兩個概念處於同等重要的地位。而雅氏區分語言的“詩性功能”和“指涉功能”也正是出於界定“文學性”的需要。他早年提出的詩性語言是對日常語的有組織的變形這一形式主義見解已是“自我指涉性”思想的雛形。此後,從布拉格到歐美,從對語言藝術的形式探討到功能闡述,“自我指涉性”問題一直貫穿於雅可布遜對“詩性功能”的探索。詩性功能,作為一種被理解為深入文本空間的整體概念,它的表達層與內容層及其諸要素的總和,恰好明證了一個以整體為框架的自我理解與自我確定的整體機製的存在。

多功能性與主導性

雅可布遜的“語言和信息”這一對應概念是與索緒爾的“語言和言語”一脈相承的。“信息”即是“話語”、“文本”,是語言的六大功能之一,是雅氏從功能角度提出的核心概念。他認為,言語行為一般具備信息、發出者、接收者、語境、接觸、語碼這六個因素,而與這六個因素相對應的就是語言的六個功能:信息發出者執行情感功能,信息接收者執行意動功能,信息接觸涉及線路功能,信息接觸的語境涉及指涉功能,而信息的語碼執行元語言功能,信息指向其自身則會獲得詩性功能。(Якобсон,1975:198)六功能理論表明,詩性語言和日常語言在交際過程中都是多功能而非單功能的。如果說信息是指語言(文本),那麽執行功能的就是整體上的語言,而不是某一個語言要素。信息不同於其他五個因素之處就在於其自身是這一客體指示物。在言語交際的諸多要素中,每一個要素都決定著語言的某種功能。但是,很難說所有的言語訊息只表達一種語言功能:某種功能不能處於一種壟斷地位,不同的功能處於不同的層級順序中。一個訊息的言辭結構主要依賴於起主導作用的功能。

(趙曉彬2014《詩性功能》,《外國文學》2014 年第 1 期 第 106-112 頁 / 作者單位:哈爾濱師範大學俄羅斯文化藝術研究中心,黑龍江 哈爾濱 15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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