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後疫情時代，知識的傳播應更加包容 

楊光：在疫情嚴重時期的緊急狀態下，各個國家采取的特殊防範措施，雖然打破了正常的社會秩序，限制了我們生活中的一些自由，但是為了整體的利益是必要的。我們保持社交距離和相互隔離，在社會整體層面恰恰是一種團結和互相尊重的表現。所以，社會正義和個體自由不應該完全是矛盾的關係，要把握好這種張力中的度。東方儒家文化圈的一些國家所采取的緊急措施，在實行方面要明顯好於西方。人們會問，在後疫情時代，人類社會能否回歸之前的正常狀態？還是疫情期間的“例外狀態”會成為新常態？可以預見的是，在後疫情時代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方式，以及接觸外界事物的方式都會發生改變。 

莫蘭：疫情期間所謂的“全面動員”的狀態，會有限制個人自由及與他人交往的危險，而且一旦采取了一些措施就很難撤銷。所以，公共生活中的限制措施應有時間限制。在某些方面，現代生活中個人被給予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無論社會的發展多麼樂觀，我們都要保持警惕，因為社會的平衡可能是暫時的，能從根本上被中斷。這就是我們要保護人類生存的基本原則的原因。

楊光：病毒的全球性擴散與國際經濟、文化交流頻繁關係密切，自然界的蝴蝶效應，在這裏好像擴展到了社會層面。然而，由此就否定全球化則是目光短淺，而且實際上也是不可行的。世界經濟和文化在過去30多年來，在許多方面已經在全球化的潮流中生長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一性的身份認同與他者差異性的交織和融合，這背後確實有著普遍主義的邏輯在支撐。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體系、概念和思想都是普適的，例如西醫作為自然科學的代表就有其局限性，而中醫則在這次疫情的控製中發揮了很多作用。我們要意識到，所謂的普遍適用的價值也是特定文化的產物，例如幾何學源自古希臘。承認“普遍性”的局限並不是否認其有效性，轉而追求狹隘的地方主義，而是要認清普遍性的思想和價值的有限效用範圍，不是盲目地推行抽象的普遍主義。在這個意義上，全球化暫時受阻也可以成為一次轉變的機遇。一方面，掩埋了文化多元性的整齊劃一的傾向是不可取的，如在工業生產、文化傳播與消費方面完全的標準化和一體化；但同時，過分強調某種文化的優先性則會導致狹隘的民族主義，引發國家和民族間的矛盾。所以，在這次疫情面前，全球化也要重新調整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的辯證關係。您如何看待疫情期間出現的逆全球化和保守、隔離主義的思潮？

莫蘭：看到反科學運動的興起、反對戴口罩和隔離措施的抗議遊行，令人十分震驚。還有人推銷假藥以及各種瘋狂的陰謀論，好像在中世紀一樣。我個人認同蘇格拉底的觀點：邪惡是無知的產物。因此需要更多關於健康、衛生和彼此尊重的公共教育。這裏的“黃金法則”一直都是己所欲者，亦施於人。

所有偉大的哲學都提倡普遍主義。對於馬克思而言，全世界的工人都要聯合起來。蘇格拉底不是雅典或希臘的公民，而是世界公民。各大宗教表達的都是痛苦、同情、無私、愛、彼此關愛等普遍人性。歐洲啟蒙運動宣告了人類普遍的權利。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開宗明義地說，人本性上都渴求知識。哲學家想要在人性中找到普遍性的東西。我是國際哲學團體聯合會主席，這就是一個各種國家、地區的哲學社團的國際聯盟，我們團結在一起的主要目的，就是促進全世界的哲學發展。

當然，具體的科學實踐會被地區性的衝突所困擾。各個國家有自己的科學和研究機構，如各國的科學院。但目前也成立了國際性的科學院。對啟蒙運動的主要批判是它的普遍性還不夠，因為它排除了女人和奴隸，而且並不是所有人的等級都是平等的。但對以往片面的普遍主義的批判，不應該視為簡單地回到特殊性，而是應該追求無處不在的真正普遍性。

知識的傳播應該是更包容的，向所有人開放。普遍的接種疫苗也是如此。一個存在爭論的話題就是是否所有人都可以分享成功有效的疫苗。在出版界有過類似的舉措，來開放資源，共享科學研究成果。如果國際科學和政治團體能夠合作研發疫苗，這將是一個勇氣可嘉的行為。

（原題：“地球只有一個，我們必須學會共處共在”——對新冠肺炎疫情和後疫情時代的哲學思考，楊光 德莫特·莫蘭【Dermot Moran】轉自：2020年11月03日 雲南網 /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