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蘭·楊光:對新冠肺炎疫情和後疫情時代的哲學思考(5)

4、在危機中打破界限,建立命運的共同體

楊光:危機這個詞在古希臘語裏有動詞形式,意思是畫出界限、做決定,名詞可以指疾病的轉折點。這次疫情作為一個全球性的公共衛生事件,在社會各個領域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勢必會成為二戰以來劃分世界歷史轉向的一個節點。這場危機可以讓我們以一種新的、陌生的視角,來審視我們生活的社會和自然環境。疫情引發了不同程度的社會危機,哲學家被拋在這個事件的發生和歷史的轉折之中,某種意義上也面臨了一場生存危機,也要反省自己的職責和哲學本身的意義。一方面,哲學不能是象牙塔裏自洽自娛的抽象概念遊戲,它必須直面和介入複雜的現實生活和社會事件;另一方面,面對從未出現過的新冠病毒以及其他全球性的社會、自然危機,哲學在利用傳統思想資源的同時,也要敞開視野,以一種開放的、整體性的和面向未來的視角,來提供理解、認識和應對這些危機的新方法和概念。哲學在這場危機中會起到什麼積極作用?

 

莫蘭:像馬克思所要求的那樣,哲學必須從天上下來,回到現實。全球現在正在迅速地發生著巨大的技術變革。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誰能預料到這麼多國家會關閉國境,只允許自己的公民進入?許多人遇到了更多的困難,如難民營裏的難民。日常生活被改變了,我們的視野局限在當地的、熟悉的事物。新的社交技術可以讓我們逃離這種困境,但我們仍深切渴望去積極地投入世界,去自由地交流和拜訪朋友等。我們現在才學會珍惜日常簡單的公共生活中的巨大價值,也被迫尋找新的方式來表達我們的公共性。

 

楊光:病毒突破了物種、種族和國家之間的界限,這會對人類對界限的理解產生什麼影響?請您從哲學的角度論證一下,民族、國家之間的和諧和團結,對戰勝病毒的必要性,您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有何評價?

 

莫蘭:新冠病毒眼裏沒有國界和文化身份的界限。國界和界線在古希臘哲學中是認知世界的方式,界限與無限之間永遠存在辯證關係。黑格爾指出,一旦我們設定界限,某種意義上我們就已經越界了。畫出一條界線,就是預設了界線之外的存在。目前,地方性的商業利益好像妨礙了抗擊疫情。不同國家當然有權運用自己的科學知識研發疫苗,但成果應該被視為全人類的資源。我真心相信哲學可以推進普遍共享科學知識的聲音。一個國家遭受災難就會有國際援助,而大流行病面前,我們更需要國際的、多學科的力量代表全人類來迎接挑戰。埃博拉病毒就是這樣被戰勝的。關鍵是要改革、加強和重新定義國際組織,如世界衛生組織,而不是削弱它們。

另外要強調的是,普遍主義不是消除所有文化差異,而是要同時促進和保護這些差異。我的擔心不是關於知識的匱乏,而是人為地扭曲知識。疾病在歷史上經常被用作一種戰爭的形式。因此,我們需要制定國際公約,讓人類社會全部同意一起團結合作來消除病毒。

 

楊光:《聖經》裏的諾亞方舟和中文的成語“同舟共濟”,都表達了一個類似命運共同體的意思,即在威脅到整個人類衛生安全的災難和瘟疫面前,人人平等。我們都面臨著同樣的命運,而且有著同樣的焦慮和期望,也就都在同一艘船上。

莫蘭:我們確實應該把全球性的共同體,視為所有人類健康的共同體,因為我們共同存在、生活在這個星球上,分享著相同的命運。現象學家胡塞爾也曾引用諾亞方舟這個意象,來說明地球像諾亞方舟一樣,是贈予我們的禮物。生態學家和建築師巴克明斯特·福勒,曾把地球比作宇宙飛船。這些意象都顯示了我們擁有一個共同的命運。不管我們有什麼矛盾,地球只有一個,我們必須學會共處共在,才能存活和繁榮發展下去。

原題:“地球只有一個,我們必須學會共處共在”——對新冠肺炎疫情和後疫情時代的哲學思考,楊光 德莫特·莫蘭【Dermot Moran】轉自:2020年11月03日 雲南網 /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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