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占據了辛波斯卡的大量時間，也呼應著她平緩的生活節奏。1968 年開始，她為《文學生活》“非強制閱讀”撰寫書評，與雅蓋沃大學文學教授馬強格輪流供稿。1981 年，《文學生活》停刊，又為《選舉報》陸續寫過一些書評。她的書評行文不拘一格，隨著性情展開，輕鬆幽默，短小精悍，深為波蘭讀者喜愛。撰寫書評對一個書蟲來說是正中下懷的美差。她是那麽熱愛閱讀，甚至說過：“我很老派，我認為閱讀是人類迄今發明的最榮耀的事。”她還是翻譯家，精通法語，翻譯過不少法語詩歌，包括波德萊爾的《惡之花》。在自己的詩中，她會偶爾摻入一些法語詞。她那簡短的諾貝爾獎授獎答謝辭是用法語演說的。

晚年，辛波斯卡每年秋天會住到克拉科夫城附近的山區扎科潘內。在這里的作家俱樂部二樓，她有一間屋子。扎科潘內以風景聞名於世，然而辛波斯卡追尋的是靜默的生活。她的屋里沒有電話，甚至沒有浴室。她只在里面與世無爭地修養、寫作，偶爾在山路上散步。這是她理想的創作環境。在迪恩·墨菲的訪談中，她說：“我無法想像詩人不去爭取安閑和平靜。不幸的是，詩歌並非誕生於喧鬧、人群之中，也並非誕生於公共汽車上。所以，必須有四面墻，並且保證電話不會響起。這是寫作所需要的一切。”除了早年的動蕩生活，辛波斯卡一生過著簡單而安靜的生活。在早年的《墓誌銘》里，她就設想了自己樸素的一生。

波蘭詩人尤利揚·普日博希對辛波斯卡的評價很有趣：“她是個近視眼，也就是說，要在近處才能把一些小的事物看清楚，可是那些大的背景就看不清楚了。”辛波斯卡的詩都是對日常境遇、個體存在狀況的沈思、質詢、反諷或同情。她相信世界的真相不在遠方，就在每個人身上和他周圍的環境中。她崇尚微小的事物、具體的困惑、個體的境遇。《在一顆小星星下》幾乎是她的詩歌宣言：“我為小回答而向大問題道歉。”她選擇站在弱小的事物的一邊。在《無需標題》中她寫道：

當我看見這些，我不再確信

重要的事物

比不重要的更為重要。

她重視詩歌寫作中的民主，極力為被忽視、被壓抑、被遺忘的事物增加砝碼。在訪談《我站在人們一邊》中，記者就這樣稱贊她：“你是唯一一位能夠將不重要的事情變成重要的事情的詩人。”的確，她擁有一種奇異的天賦，即經由對日常事物的沈思，精妙地揭示出人類的普遍命運。用她自己的詩句來說就是，通過一粒沙看世界。辛波斯卡雖然與米沃什、羅茲維克、齊別根紐·赫伯特、貢布羅維奇同屬於波蘭戰後一代先鋒派詩人和作家群，但相對於其他人，她的詩凝注於普通的人和事，其政治色彩和對重大歷史事件的關注被減弱到了很小的限度。辛波斯卡是真實世界的信仰者。《巨大的數字》是對以數字化為表征的抽象世界的拒絕。《填寫履歷》更是這一主題上的傑作。

她曾經回憶，八九歲時，她剛移居克拉科夫，和班上同學去參觀一個反酗酒的展覽會。然而，她對那些圖表和數字無動於衷，記得最清楚的卻是一塊牌子，上面每兩分鐘就亮一下紅燈，解說詞是：“每兩分鐘，世界上就有一個人死於酒精。”她的一位女同學用手表測驗紅燈的準確性，並以優美的動作畫著十字，念誦祝願死者安息的禱告。這一細節感動了辛波斯卡。

正是與真理具有溝通能力的、令人驚異的微小事物，將世界從平庸的抽象中拯救了出來，這是辛波斯卡寫詩的核心任務。她能夠通過對細節的敏感，記錄“日常的奇跡”。她的許多詩都呈現了對平凡事物的驚異感，比如《奇異》《奇跡市場》《一見鐘情》等。通過詩歌，辛波斯卡將世界呈現為一個“奇跡市場”。她的詩是生動的劇場，人性和命運被暴露在燈光下。波蘭詩人斯坦尼斯瓦夫·巴蘭恰克這樣評論她的詩，它們“震動了許多讀者，使他們睜開眼睛看到了許多事情，同時她也讓他們把這些事情當成了戲劇表演。”她的詩試圖更新我們對尋常事物的認知，把我們對世界的感受推到臨界點。她的詩即使聚焦於某一場景，也會為之賦予各種夾層，為平庸的日常世界打開豐富的褶皺，比如《葬禮II》《特技表演者》《恐怖分子，他在注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