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不要誤會，辛波斯卡並不是一位只會經營瑣事、熱衷表象、兜售廉價情緒的詩人。她書寫平凡且日常的事物，是為了防止個體的尊嚴受龐然大物(比如極權主義、消費主義)威脅。她寫過一首《烏托邦》，用以揭示龐然大物的謊言性質。她相信個體的救贖，而不是集體的解放。在文茨卜的訪談《我將自衛》中，她甚至對讀者閱讀她的環境提出了期待，她不喜歡讀者坐在大廳里集體感受她的詩歌，而希望他們能在自己的家里找到片刻的閑暇時間，隨意地翻開書本或雜誌，讀她的詩。她對具體世界的信仰是建立於布羅茨基所謂的兩個否定之上的：對語言大眾的否定，對引力法則的否定。她書寫日常而普通的事物卻拒絕平庸，書寫具體而真實的事物卻拒絕對重負的屈從。

辛波斯卡也不是原子論者。她渴望人類團結、友愛的能力。她曾說過，詩歌的職責就是將自己和人們溝通起來。在早年的詩歌《愛侶》中，她寫道：“我們同情那些並不相愛的人。”她的詩歌才能體現在優異的反諷能力，在細小與偉大、短暫與永恒、切近與渺遠、偶然與必然的事物之間取得巧妙的溝通，使每一樣事物隨時可能走入另一個未知的空間。在一篇書評中，她寫過：“在那個時代的平凡與偉大之間得到真正的平衡。”這句話仿佛是她對自己寫作的總結。她的詩並不封閉，而是向生活開放，向每一個人開放。

現代主義詩歌在十九世紀誕生以來，一直有一個封閉性的神話，即詩歌必須自律，朝向自身。也許出於對馬拉美、瓦萊里和維特根斯坦的誤讀，二十世紀產生了大量沈溺於語言遊戲的純詩主義者。對他們而言，詩歌不再是體驗生活、沈思命運的古老智慧，而成了言說自身、外在於生活危機的形而上之物。沒有任何一個世紀像二十世紀一樣，詩人們如此熱衷於談論詩歌形式自身的秘密，傾心於呈現一首詩成形的過程。更嚴重的是，這一情形經常發生於詩歌文本中而不只是在理論文章中。不過，由於特殊的歷史境遇，東歐很少產生純粹的形式主義詩人。在辛波斯卡的詩歌中，幾乎見不到關於詩歌自身的言說。在眾所周知的《種種可能》中，關於詩歌的詩句不是對形式主義的沈溺，而只是對詩的守護：

我偏愛寫詩的荒謬

勝於不寫詩的荒謬。

辛波斯卡看重的不是語言的無限，而是語言和交往的內在困境，如她在《巴別塔》中表達的。即使在少數幾首關於寫作的詩中，她也並未蛻變為形式主義者，比如《寫作的愉悅》，這首詩觸及了語言不可思議的力量，即便如此，她依然將寫作的愉悅視為“凡人之手的復仇”。她寫作，是為了讓每一個人在她的作品中辨認出他們自己，她為每一個渴望愛和自由的個體寫作。

1996 年 11 月 14 日，米沃什在《紐約書評》上發表了《論辛波斯卡》：“辛波斯卡的詩探索著私人境遇，然而有時相當具有普遍性，這樣，她才能避免獨白。對於我而言，辛波斯卡首先是一名知覺詩人。這意味著她面向我們說話，與我們活在同一個時代，作為我們的一員，為她自己儲存私人事務，以一定的距離經營它們，而且，涉及每個人從自己的生活中得知的一切。”

辛波斯卡的詩歌並不鎖閉事物，而是從事物身上敲出可能性的裂隙。她出版於 1972 年的一本詩集，取名為《可能》。而在 1986 年的詩集中，又有一首詩叫做《種種可能》。相信可能，這與她對待現實的態度一致。她不沈溺於當下，而是希望在當下註入記憶與未來，從而打開當下現實的封閉性。

“每個人都可能是自己時代的孩子，但這並不意味著在所有方面都必須是時代的孩子。也許我在某些方面屬於十九世紀，而在另一些方面又屬於二十一世紀。我之所以屬於下一個世紀，是因為我並不喜歡本世紀的所有事情。”在訪談《我站在人們一邊》中，她如是說。對她而言，可能性並不代表對待世界的相對主義態度，而是在人類認清了自己的必然束縛之後仍不懈求索而得到的自由，是召喚希望的入口。她相信個體的、日常而微弱的、對雄辯具有天然抵抗力的聲音，是人類獲得自由的隱秘小徑，盡管它曲折而漫長。她在文茨卜的訪談中說過：“我覺得我只能拯救這個世界一個很小的部分。當然還有別的人，希望每個人都能夠拯救這麽一個很小的部分。” （胡桑，2013 年 5 月 波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