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波斯卡並非橫空出世的天才詩人，而是一名逐漸演變、豐富、深邃的詩人，寫詩對她來說是思考生命的最佳方式。她的詩就像樹木的年輪，經受著歲月的磨礪，生長出清晰的脈絡。1949 年，她試圖出版一部詩集，卻因當時的波蘭審查制度而流產。這部詩集中有這樣的詩句：

我們曾把世界弄得先後沒有秩序，

——它是那麽細小，兩隻手就能抓住它，

那麽平易，可以面帶微笑地將它描寫，

那麽普通，就像祈禱中的古老真理的回聲。

這里我們可以隱約發現辛波斯卡詩歌的胚芽。不過，她隨即遏止了這一胚芽的生長。1952 年出版的第一部詩集《我們為此而活著》，這本在藝術上並不成功的詩集，涉及蘇波友誼、戰後重建、帝國主義等宏大主題，里面只有幾首愛情詩以低沈的語調透露著她未來詩歌的走向，大多數詩歌顯得空洞而虛假。這是一個完全令人感到陌生的辛波斯卡。然而，這本詩集一出版就迅速引起評論界廣泛關注。同年，她加入了波蘭作家協會和統一工人黨。(1966 年，因不滿哲學家列舍克·科瓦科夫斯基被開除，她宣布脫離統一工人黨。)

1954 年，她出版第二部詩集《向自己提問》，在這本集子里，政治主題並未消失，卻有所削弱，高亢的詩歌中摻入了一些低語。比如《向自己提問》一詩，她通過一系列質疑開始自覺地搜尋並辨認出自己的聲音——對人性困境的敏感、對愛和真實的渴望和對沈默的敬意。在《被激怒的繆斯》一詩中，她寫下了這樣有力的句子：

幸運的是我知道，

應該怎樣去對待這種沈默。

如果我甚至不敢去觸及帶刺的玫瑰，

我又怎能容忍雄壯的詩句向我尖叫？

她也許意識到了自己的天賦並不適合於“雄壯的詩句”，而逐漸向“帶刺的玫瑰”傾斜，然而，對於二十世紀詩歌而言，辛波斯卡這一優雅的傾斜是多麽幸運。

《我們為此而活著》和《向自己提問》兩部詩集後來基本被詩人否定，在以後的各種選本中，這兩本集子中只有零星的幾首詩入選。她以沈默的方式清理自己的過去。在雅蓋隆大學就讀期間，她開始接觸波蘭先鋒派作家，尤其是結識了詩人米沃什，在寫作上也受到了他的影響。盡管如此，米沃什仍直言不諱：“我不喜歡她的早期作品，她經歷了斯大林主義階段。”不過，米沃什接著承認，“但(她的)每一部詩集都在變得更好。”1957 年，《呼喚雪人》出版，這是一部標誌性的詩集，從此她自覺地擺脫了政治詩的僵化聲音，以柔韌而多層次的聲音進入她所擅長的自然、愛情、人性、存在等眾多主題。她的詩集不多，每本詩集一般也只有一二十首詩。她是少有的以少勝多的詩人，猶如一生只寫了一百多首詩的美國女詩人伊麗莎白·畢肖普。

辛波斯卡的生活，則令人想起美國女詩人狄金森和德國詩人德羅斯特·許爾斯霍夫。她也是一名深居簡出的詩人，不喜歡出入公眾場合，不喜歡接受采訪和詩歌朗誦(她有一首《怯場》表達的就是對公開朗誦詩歌的反感)。寧靜的克拉科夫古城是她生活的中心。1953 年至 1981 年，她一直是克拉科夫《文學周刊》編輯，負責詩歌部，培養了大批年輕詩人。

她沒有生育。詩歌就是她的子女。她過著樸素甚至近似苦行的生活，尤其是在她丈夫去世後的晚年。她喜歡抽煙，喜歡鯡魚和伏特加。她不是一個熱衷於在生活上歷險的人。她身上並沒有多少波希米亞氣質。她的日常生活平淡無奇，這將為難任何試圖為她寫傳記的人。事實上，她拒絕別人為她寫傳記，她只希望人們能專心地去閱讀她的作品。她不願意成為明星，即使在獲得舉世矚目的諾貝爾文學獎之後。1996 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十分特殊，這一年是化學家諾貝爾逝世一百周年。前一年的得主是愛爾蘭詩人西默斯·希尼，很多人沒有料到諾獎會連續兩年授予詩人。這一年的獎金是有史以來最高的，112 萬美金。

辛波斯卡難以避免地成為了媒體的焦點，在接受巴布里拉·文茨卜的采訪時，她還在談論這個問題：“我對我自己和我的生活並不感到滿意，至少是不滿意我生活中的某些插曲。可這些純屬個人的私事，我不會公之於眾。這會使我內心受到損害。我只是嘗試——至少部分地——將我的某些人生經驗融入我的詩中，有時成功，有時不成功。可是，要把這些得失直接說出來，這不是我扮演的角色。我不是明星，明星才會和盤托出自己所有的浪漫故事。那是因為明星需要做廣告。我只希望我的詩會有人去讀，至於為自己做廣告，我是幹不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