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產場

在布爾迪厄的《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一書中，布爾迪厄從文學和藝術兩個領域，表達了他對於文化生產場域的看法。

從該書的大致結構可以看出，雖然文化的概念包羅萬象，但談到“文化生產”，乃至今日所說的“文化產業”，文學藝術作品（產品）的復制和傳播，仍然是其最為突出的表現形式，大多數文化企業也脫離不開文學家、藝術家的深度參與。

另一方面，由於布爾迪厄的學術高峰期大概在20世紀80和90年代，恰好處於文化產業蓬勃發展的交匯時期，因此他在談到藝術和文學時，一方面有著對高雅藝術（福樓拜文學，馬奈繪畫）和藝術自律性的關注，另一方面也有著對於文學藝術和經濟場域勾連，即對文藝他律性的思考。


不過，在本書中，雖然出現了工業化藝術（industrial Art）、大眾受眾（mass audience）這樣的表述，但也僅僅是針對戲劇這種，在今天看起來頗顯高雅的藝術形式。布爾迪厄對於影視、新聞媒介等更為大眾的文化傳播載體的看法，則需要從布爾迪厄的其他著作中另覓蹤跡。

事實上，這種對於自律性和他律性的整合，正是源自布爾迪厄思想中對於主觀和客觀二元對立的不斷超越。

在這本書的開篇一章中，布爾迪厄就指出：“在把文學和藝術作為‘存在著不同位置以及位置鬥爭（position-taking）’的場域去理解時，我們要脫離開那種傳統的二元對立困境，即單純采用一種內部的（internal, tautegorical），只分析作品文本或其領域；或外部的（external, allegorical），只分析作品生產和消費的社會條件的視角”（Bourdieu，1993:34）。

而在此之前，藝術品的誕生更多的是被看作一種“卡里斯瑪意識的形成”（charismatic ideology of creation），或是像馬克思主義藝術觀說的那樣，“藝術不是什麽被偉大的天才，以幾乎無法理解的方式生產出來的，而不過是經濟生產的另一種形式而已”。

在布爾迪厄的話語體系中，藝術場域和其他場域一樣，是一個由不同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係構成的網絡。在場域中的行動者根據自己的資本、習性不同，而選擇了不同的行動策略（例如創造不同類型的藝術作品），目標是在場域中獲取利益或占據位置。

布爾迪厄認為，文學空間（space of literary）或者藝術可能性(artistic possibles) 的變化，是權力關係（power relation）變化的結果，其本質是由場域中位置（positions）的變化引起的。

文學或藝術場域中的新來者會采取各種各樣的策略，例如刻意的通過“惡搞”（parody）來扮演先鋒的角色，而那些已有的作品將會被推為經典，或者淪為過時的作品（Bourdieu，1993:31）。

布爾迪厄認為，藝術作品是一種憑借集體信仰（collective belief）而存在的對象，是這種集體信仰意識到，並認可了藝術作品的合法性地位（Bourdieu，1993:35）。

藝術品的生產不能簡單的被看作是一種物質生產，而是一種符號價值的生產，布爾迪厄將其稱之為一種“社會煉金術”（social alchemy），賦予藝術品價值的不是其生產原料的稀缺性，而是藝術家的稀缺性。

因此，在研究藝術作品時，不是研究藝術家創造了什麽，也不僅僅是研究藝術生產者（藝術家），而是研究誰賦予了藝術家“點石成金”的權力，以及一切有關於支撐著藝術作品“集體信仰”的社會行動者，包括藝術家、批評家、收藏家、中介商、策展人、藝術史學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