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星:敘事在中國社會學研究中的運用及其限制 (上)

西方主流社會學研究的實證化趨向與敘事的價值


敘事研究作為一種有鮮明特點的質性研究方法,對於豐富我們的社會學想像力,有著重要的價值。

在歐洲古典社會理論大師那里,本來一直並行著兩個既相互對立,也相互補充的研究路向。但自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始占據社會學主流地位以來,社會學研究方法越來越實證化,量化方法在西方社會學中運用得遠比定性方法廣泛,其所享有的“科學”地位,似乎也遠在定性方法之上。而質性研究則越來越被排斥到了邊緣地位。

 

但是,早在半個多世紀前,米爾斯就已經辛辣地批判過,他所謂的“抽象經驗主義”,疾呼要重新喚起“社會學的想像力”,以克服西方社會學正在到來的危機。

敘事研究作為一種有鮮明特點的質性研究方法,對於豐富我們的社會學想像力有著重要價值。敘事研究是研究者將自身的體驗,轉化為在時間上具有意義的情節片段的一種基本方式。它將事件串聯起來,從而使事件根據自己的時間位置,和在整個故事中的作用而獲得意義。


它本來是語言學和文學等領域常用的手法,後來於20世紀初被芝加哥學派運用在社會學研究中。1950年代後,人類學、現象學、解釋學等相關理論被引進敘事研究中,使其在方法上更加成熟。


但在實證化的趨向中,社會學界長期以來都是依循邏輯—科學的模式來建構自己的書寫實踐。直到1980年代後,後現代理論的興起才使敘事研究重新受到重視。由於後現代理論對“元敘事”的摧毀,對多樣性和差異性的推崇,這才把敘事從科學的獨斷論中解放出來。

 

敘事在中國社會研究中的特殊重要性

 

對於“變通”這樣一種有著微妙的社會學味道的社會機制,敘事這種方法論上的關係主義進路,就顯出了它獨特的魅力:事件之間那些複雜的、有時純粹是偶然或隨機的關係不是被線性的、單義的或結構的因果關係所排除,而是在各種事件的遭遇中被揭示出來。

如果說定量方法對於社會結構早已被徹底夷平,社會運作高度制度化、規範化的西方發達社會來說常常是更適用的研究方法的話,那麽,質性研究方法尤其是敘事研究,對於轉型期的中國社會的研究就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這種重要性主要體現在如下方面:

 

其一,中國社會體制運作的變通性。

 

任何一個社會的運作,都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兩套機制,都有制度的剛性和彈性兩個向度。但是,中國社會的特殊性,在於其非正式的機制,往往比正式的機制更為重要,其變通的影響所及,常常已經超越甚至抹掉了制度邊界。

這是因為20世紀以來,國家政權建設中結構科層化,與功能科層化的相互分離,使中國社會的實質理性化程度一直比較低,加上現在又處在新舊體制的交軌時期,社會的實際運作往往不是依照正規的、標準的規章,而是另有一套微妙的、非正式的運作機制,即“變通”機制。


變通的微妙之處在於從表面上來看,它所遵循的原則及試圖實現的目標,是與原制度一致的,但變通後的目標,就其更深刻的內涵來看,則與原制度目標不盡相同,甚至背道而馳。

因此,對於這樣一種有著微妙的社會學味道的社會機制,敘事這種方法論上的關係主義進路,就顯出了它獨特的魅力:事件之間那些複雜的、有時純粹是偶然或隨機的關係不是被線性的、單義的或結構的因果關係所排除,而是在各種事件的遭遇中被揭示出來。

我們通過故事,既不像自然科學那樣旨在發現一般性、客觀性的規律或規則,但也不只是像文學那樣重在塑造生動的、個性鮮明的、充滿了偶然性的形象和事件,而是可以展現行動與制度之間複雜的、“適合的”因果關係,由此去體味中國社會的獨特滋味。

 

其二,中國社會轉型實踐的過程性。

 

米爾斯提出“社會學的想像力”,促使我們問三類問題:社會的結構是什麽?社會的變遷是怎樣的?社會的人性是如何的?但無論什麽問題,都必須具有一種深厚的歷史感,把歷史視為社會研究的主軸。

如果分析美國這樣高度穩定的社會尚需歷史感的話,那麽洞察中國這樣一直在經歷劇烈變動的轉型社會,就更需歷史的眼光和過程的視角,需要將一種實踐狀態的社會現象作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將社會事實看做是動態的、流動的,將事件性的過程作為研究實踐狀態的入手點。

以細微見長、以事件為中心的敘事方法,與面向中國社會轉型的實踐社會學,有著高度的親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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