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故事與講故事：敘事社會學何以可能——兼談如何講述中國故事〉
*作者單位：廈門大學社會學系
（原文載於《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2期）

摘 要：近年來，敘事分析在社會學中蔚然成風，本文旨在系統梳理“敘事”的特質與理論意涵，以此提出敘事社會學“故事”與“講故事”兩種路徑，並整合已有的研究主題和方法，對敘事社會學的研究圖景進行展望。筆者首先回顧了敘事研究的多學科源流，集中論述了“敘事”的四大特征：普遍重要性、具體時間性、內在因果性與潛在反抗性，並在此基礎上展開對兩種路徑的論述。第一種路徑關注故事的構成元素、結構模型與網絡表征，發展出針對敘事網絡的結構性分析，第二種路徑關注敘事情境效應、敘事者效應以及敘事的社會效用，發展出反思性的敘事行為分析。本文對兩種方式各自存在的優缺點進行初步探索，指出糅合兩種方式的可能性，提出在豐富敘事相關概念的基礎上，以“故事形態學”切入敘事，由此增進我們對當下中國社會的理解。

敘事是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如語言學家巴爾特（Roland Barthes）所言：“自人類有歷史以來，所有階級、所有群體都有他們的敘事，敘事是跨國家、跨歷史、跨文化的。它就在那里，它就是生活本身”（Barthes， 1977:79）。可以說，我們眼目所及之處，都有敘事的影子，它有近乎無窮的形式。敘事貫穿於社會互動與自我表達之中，既是建構日常生活秩序、形成自我身份的重要途徑，又是二者在語言上的動態展現。

20世紀80年代以降，敘事研究在西方人文社會科學各領域掀起熱潮，出現了影響深遠的“敘事轉向”（narrative turn）。敘事轉向接續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中的後結構主義與解構主義，繼續強調語言與文本的社會建構功能，為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多領域中的敘事研究推波助瀾，形成了認識論上的“敘事性認知”（narrative cognition）（Bruner，1986）。作為人類體驗、意義賦予和現實建構三者的交匯點（Spiegel， 2005），“故事”成為認同、框定、女性主義等理論脈絡的生發點（Somers，1994; Ringmar，1996），推動著多種研究方法的發展。在認識論—理論—方法的多層次交織中，社會學的敘事研究也日漸蓬勃起來。 

與此同時，在國內學界，敘事也逐漸由冷轉熱。成伯清從社會理論演變與歷史走向的角度出發，系統梳理了西方敘事理論的脈絡，並提出敘事是反思整個社會學學科發展軌跡的重要視角（成伯清，2006，2012，2015）。郭于華等從口述史的角度出發，探究敘事與底層群體日常生活、集體記憶以及國家觀念之間的關係，從普通人的故事與講述中洞察共產主義文明何以存續發展（郭于華，2003，2011；郭于華、孫立平，2002；方慧容，2001）。應星等提出敘事性是質性研究方法的正當性來源，在洞察中國底層社會的複雜性上有著相當的優勢（應星，2001，2006；程秀英，1999）。在新時期“構建中國社會學話語體系”和“講好中國故事”的語境下，學界開始反思中國社會經驗研究的方法論基礎，提出應通過把握“敘事”來釋放田野工作的想像力，挖掘細膩的中國故事，透視中國社會的複雜性（成伯清，2017；應星，2018）。由此，敘事——這一遊弋在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之間的概念——似乎擺脫了被社會分析驅逐和壓縮的命運，擔負起探索本土經驗感的重任。可以說，對於中國社會學而言，敘事研究的學科意義已經逐漸凸顯。

盡管學界對敘事研究已不再陌生，但迄今為止，有關這一議題的討論仍存在一些理論和方法上的不足。大部分研究旨在引介西方經典理論，展開方法論上的反思，並以歷史維度、底層關懷和社會學想像力來為敘事社會學定位，但仍缺乏對敘事研究在方法論及經驗研究方面的系統梳理。換句話說，“社會學家為何應該研究敘事”仍需討論。另一方面，相比於學者對“底層敘事”、“農民敘事”、“知青敘事”等現象的關注，應用敘事分析方法的作品還十分鮮見，尤其是還未能充分在“敘事材料”與“敘事解釋”之間建立具體的、系統的聯系。敘事社會學還處在方法上的“自在”（in itself）狀態——關注敘事，卻還未在經驗研究中充分把握敘事的特征。換句話說，“社會學家應該如何研究敘事”亟待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