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就找了我，《當代》的主編常振家先生問我以前有沒有當過文學編輯。我說沒有。常主編就有些猶豫了，我大言不慚說，我雖然沒當過文學編輯，但沒什麼，我肯定是個好編輯。常主編的臉上就有些驚訝，後來，我們又談了一次，他問我要不要調動我說，不要，就聘用吧。他說，為什麼我說，調動太麻煩，我調不動。我熟悉現有的這個體制，我知道調動一般是要把人累死的，我想何必呢。這樣，我現在就成了《當代》的編輯。我說，我肯定是好編輯，當然是吹牛皮的，其實，我不過是個很平庸的編輯，但我希望大家給我賜稿，如果我組到了好稿子，那我確實就是好編輯了。

我是走一步看一步的，具體地說，就是過完了今天再說。我的未來將會怎樣，我一點也不知道。“京漂”肯定不是一種理想的生活，這種生活看起來似乎很自由，面前好像有無數個方向，其實什麼方向也沒有，這是一種完全懸浮的狀態，跟什麼都沒關系，我呆在北大、呆在魯院、呆在《當代》，其實這些地方跟我都沒關系，我只不過是一個局外人。像北大邊緣人，本身就是一種尷尬的命名。我活在一種沒有身份的、無名的狀態之中，惟一擁有的就是不確定性。這實在是一種很尷尬的狀態，這種狀態，如果用學術的詞語描述，大概可以說使我從現代進入了後現代狀態。像現代派文學，不斷地在追問，我是誰其實現代派是知道他是誰的，那是一個主體在追問，在進行形而上的追問。現在，我也在追問，我是誰我確實不知道我是誰這是很具體的，因為我是“京漂”，“京漂”說明我在北京漂，我和北京之間無法建立認同感，我和我置身其中的現實，失去了最基本的身份認同，那我還怎麼知道我是誰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個“京漂”的精神狀態。這種狀態當然不好，但我並沒有打算回去，我還是在北京漂，實際上，我回去生活要容易得多，我可以在樂清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整天東遊西蕩，無所事事。但是衣食無憂又怎麼樣無非也就是回到原來我已經放棄的那種生活，誰問我最近在幹什麼我都說沒幹什麼，什麼也沒幹。我坐著等死，就像成語所說的坐以待斃。其實，在外面漂久了，想回去也是回不去的。我也經常回去住一段時間，但我發現，我在家里像個遊魂，我對樂清這個地方感到很陌生，按加謬的說法，對你原來熟悉的東西感到陌生，荒誕感就產生了。荒誕就存在於人和現實突然發生的斷裂之處，那麼我就成了一個荒誕的人了，所以我還是不顧一切地逃走。

像我這樣跟文化有點關系的“京漂”，據說，在北京就有十萬以上，我不知道他們的境況怎樣我估計，也不怎麼樣。因為在北京，到目前為止，這個文化體制還是壟斷性的，根本就沒有“京漂”的位置，“京漂”的生存空間是極其狹窄的，“京漂”必須為生存而奮斗。像我這樣寫小說的，大家知道，小說稿費之低已經到了很可笑的地步，而且超過800元還得納11%的稅，也不管你這個小說是寫了一年還是兩年，統統都按一個月算。單靠寫小說是要餓死人的，所以我還必須被某個文化單位雇用，做個打工仔，才能活下去。這種狀況確實是讓人擔憂的，前不久，我和李敬澤等幾個人一起吃飯，李敬澤很關切地問，你有什麼打算我說，沒打算，混嘛。李敬澤說，那你以後怎麼辦我說，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混嘛，等老了，混不動了，隨便往哪個街角一坐，然後腦袋一歪，哐當一聲，死了，遊戲就結束了。李敬澤大概覺得這個結局過於悲慘，又作了一些修改，他說，是坐在街角曬太陽，然後往身上撓撓，抓幾個虱子嗑嗑，就像嗑瓜子。

李敬澤說的是阿Q的生活，當然是玩笑了，我並不希望我的未來就是這樣。但是，像我這種流氓無產者的結局，最有可能就是這樣。

不過，這種生活也不是一點好處也沒有，我個人認為，最大的好處就是使我從存在的困境又退回到了生存的困境。但是，今天我不想談太多的生存困境，我想談的還是存在的困境，也就是無聊。

開頭我說過，無聊是存在最基本的困境。是任何一個人隨時隨地都有可能遭遇的，無聊的狀態是這樣的，當你和無聊遭遇，時間就停止了，意義也喪失了，你處於空無之中，這種狀態類似於死亡。二十年代的湖畔派詩人汪靜之，寫過一句關於無聊的詩，他是這樣寫的，無聊得連女人的屁股也不想摸。汪靜之這樣敘述無聊的時候，他作為男人就已經死了。汪靜之因為這句話，被魯迅譏為“摸屁股詩人”。這個諷刺也不過就是個諷刺，其實魯迅本人，比誰都更經常地陷入無聊狀態，有人就《魯迅全集》統計過他的用詞，魯迅在他的一生中，使用次數最多的一個詞，竟然也是無聊。可見無聊是生活的常態，誰都躲不了的。我忘了是叔本華還是尼采說的，天堂和地獄代表人生的兩極，地獄代表癰苦，天堂代表無聊。

但無聊又是被以前的文學所忽視的，我說的以前是指後現代以前的文學。後現代以前的文學，總的來說，都是追尋意義的文學，比如浪漫主義是關於激情的敘事，現實主義是關於批判的敘事，現代派是關於痛苦的敘事，痛苦、激情、批判，在這些作家眼里，肯定是有意義的，而無聊恰恰是喪失了意義的生活狀態，被以前的文學所忽視，也就很正常了。當然，無聊在以前的文本里也有出現，不過，都是零碎的、片斷式的，它不占據文本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