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過《玄白》寫於1992年，那篇東西寫一個不務正業的人，如何癡迷於圍棋，那是一種很認真的遊戲。我寫得也很認真，主題是指向傳統的道家的人生觀，與傳統文化有直接的繼承關系，甚至結尾就來源於《世說新語》，我幾乎照搬了嵇康下圍棋的故事，嵇康下棋的時候，他母親死了，但是他不理采報喪的人，堅持把棋下完，然後號啕大哭，吐出一口血來。我自以為《玄白》寫得有點境界，那是我倒霉時期的一個烏托邦，當時我的生活境況很不好，寄住在樂清中學學生宿舍的樓梯間里，樓梯間原是堆放廢棄的雜物的，我住在里面，就像一件被人遺棄的雜物。讓我高興的是，雜物間的窗外長著一叢惹眼的水竹，我就坐在窗下望著那叢水竹寫作，心里竟意外的寧靜。水竹對我的寫作似乎有某種潛在的影響，至今我還覺著《玄白》里包含了竹子的某些氣質，好像竹子是《玄白》的另一個作者。但在一九九九年，我對《玄白》早已不抱希望了。

不料徐剛回京以後，在電話中說，《玄白》他看上了，已經推薦給《小說選刊》。不久，《小說選刊》原副主編傅活先生打電話問我《玄白》是在哪兒發的。我說《簫台》。傅先生說，《簫台》是哪兒的刊物我說，樂清文聯的內部刊物。傅先生在電話里嗬嗬笑著，說內刊我們不能選，這樣吧，小說我們看上了，我給你先推薦到公開刊物發表，然後再選。後來是傅先生自己把稿子送到了《青年文學》主編李師東手上，這樣，我這篇寫於1992年的小說，事隔八年之後，終於在2000年出世了。

若不是徐剛和傅活兩位前輩，我想，我肯定跟文學沒有關系了。《玄白》的發表，使我重新又回到了寫作狀態。2000年，對我還是很重要的，這一年，就是所謂的新千年，千年曙光最早在溫嶺石塘的海邊出現，那地方就在樂清隔壁，很多人都極其興奮地趕去看千年曙光。我也去了，我是被朋友硬拉拉去的，其實我一點也不想去，我覺得所謂千年曙光純粹是一種虛構。而且我對新世紀也不抱什麼希望，當時到處都是奔向新世紀的標語，這很可笑，我說，奔向新世紀奔吧，新世紀那邊有一泡狗屎等你去撿。但是，去就去吧。那海邊，所有能站人的地方，都密密麻麻站滿了人，就像一個碩大的螞蟻窩，這說明對新世紀充滿希望的人還是很多的。我們站在海邊的一處斜坡上，等了幾個小時，終於看見太陽從海平線那邊很平淡地出來了，開始一點也不像太陽，而是像塗了口紅的女人的嘴唇，有點性感，慢慢地那嘴唇越張越圓，紅紅的就成為一輪日出了，於是就沐浴在新千年的曙光里了，等太陽升得老高，再也沒有新的感覺了，我們下山，我記得我困得要命，我想起《日出》里的妓女陳白露的一句台詞，太陽出來了，但是太陽是他們的，我要睡覺了。

我說這些，大概是想表明我當時處於很頹廢的狀態，但很奇怪，此後很長的一段時間，千年曙光時不時地總在我的腦子里出現，好像我的腦子是千年曙光的一個屏幕。在我的記憶里，千年曙光是女性的，性感的，千年曙光似乎為我提供了某種活力，我突然不想在樂清那個地方，那樣無所事事地混下去了，我再次選擇了逃跑，於是我來到北京，成了“京漂”。

我來北京的第一個落腳點就是北大，我是來北大中文系進修的，我自個掏的學費，不久我就發現，原來北大的課堂是完全開放的，誰都可以旁聽，像著名的沈從文，當年也是北大的旁聽生，而且這個傳統依然完好地保存著，我想在北大聽課，完全沒必要交學費，至今我還後悔，這筆錢花得真冤。中文系的課我差不多都聽過，歷史系、哲學系的也聽過一些，我喜歡聽課，我覺得這種生活方式相當不錯，坐在課堂里一點也不用動腦子，愛聽不聽的。我聽課可能跟大家有點不一樣，我沒有目的，我不過是個學術消費者，其實我不知道我幹嗎要聽課，有一次，車槿山教授就問過我，聽課對你有用嗎我搖頭說，沒有用。車教授說，那你幹嗎要聽我說，我喜歡。車教授大概覺得我蠻另類，我們就不僅僅是師生關系了，同時也成了朋友。這個意思，我在一個叫《讀書去吧》的短篇小說里表達過，那個叫鄭君的人物，也是個莫名其妙的溫州人，他想去讀作家班，過那種聽課、睡懶覺、想女人的大學生活，但最終他被大學拒絕了。

在北大，我對一群人特別感興趣，就是那群旁聽生，他們被稱作北大邊緣人，因為我也是北大邊緣人。這群人身處校園和社會的結合部，既有流浪漢的氣質，又有學生的單純，他們看上去很有個性，但他們又是沒有身份的，不知道自己是誰，很有點後現代的意味。我曾經想寫一個關於北大邊緣人的長篇，我查過北大歷史上那些著名邊緣人的資料，比如沈從文、丁玲、楊沫等等，我還采訪了不少北大邊緣人，有些人確實讓我印象深刻，一位住在西門外的老兄，他的志向是做哈貝馬斯那樣的哲學領袖，他原來是某個工學院的學生，但他讀到大二就自動放棄了，跑到北大來旁聽，已經旁聽了7年。大概是很有學問了，他覺得他原來上學的工學院總共五千師生加起來，也沒有他一個人重要。那天，我去拜訪他，是初次見面，我說，什麼時候拜讀拜讀你的論文，他一點也不客氣，說，你看不懂的。我說，我也懂點哲學的，沒準能看懂一點。臨走，我又客氣了一句，非常遺憾，沒讀過你的大作，還不了解你的思想。他送我出來，送了很遠，我感動的拼命握手，說，別送了，別送了。他停那兒，並沒有回去的意思，突然，他很嚴肅地告訴我，說，你剛才有句話，我聽了很生氣。我趕緊問，哪句話他說，你剛才說，你沒看過我的大作，不了解我的思想。難道你看過，你就懂你就了解我的思想了你太自負了，你是在侮辱我。我看著他，他非常嚴肅，一點也不是開玩笑，我這才知道他不是來送我的，而是來抗議的，我就不知道怎麼表示了。我現在還很清晰地記著他那種很嚴肅的抗議的表情，可惜我到現在也沒有寫這個長篇，我只寫了一個叫《同居》的中篇，也是以北大邊緣人為原型的，寫那種男女同住一屋的想象空間很大的生活，有興趣的可以看看。

去年九月，魯迅文學院舉辦了一個首屆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每個省一至兩個名額，我說過，我喜歡讀書這種生活，我作為浙江省的代表，成了這個班的學員，我就告別了北大邊緣人的生活，和來自全國各地的作家們一起混了。臨近學期結束，《當代》雜志社來到魯院，準備在這個班里物色一個編輯，他們知道我是在北京混的，像我這種“京漂”，通常很廉價，而且水準想必也不會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