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玄:關於無聊的小說和貓的遊戲精神(2)

我說過《玄白》寫於1992年,那篇東西寫一個不務正業的人,如何癡迷於圍棋,那是一種很認真的遊戲。我寫得也很認真,主題是指向傳統的道家的人生觀,與傳統文化有直接的繼承關系,甚至結尾就來源於《世說新語》,我幾乎照搬了嵇康下圍棋的故事,嵇康下棋的時候,他母親死了,但是他不理采報喪的人,堅持把棋下完,然後號啕大哭,吐出一口血來。我自以為《玄白》寫得有點境界,那是我倒霉時期的一個烏托邦,當時我的生活境況很不好,寄住在樂清中學學生宿舍的樓梯間里,樓梯間原是堆放廢棄的雜物的,我住在里面,就像一件被人遺棄的雜物。讓我高興的是,雜物間的窗外長著一叢惹眼的水竹,我就坐在窗下望著那叢水竹寫作,心里竟意外的寧靜。水竹對我的寫作似乎有某種潛在的影響,至今我還覺著《玄白》里包含了竹子的某些氣質,好像竹子是《玄白》的另一個作者。但在一九九九年,我對《玄白》早已不抱希望了。

不料徐剛回京以後,在電話中說,《玄白》他看上了,已經推薦給《小說選刊》。不久,《小說選刊》原副主編傅活先生打電話問我《玄白》是在哪兒發的。我說《簫台》。傅先生說,《簫台》是哪兒的刊物我說,樂清文聯的內部刊物。傅先生在電話里嗬嗬笑著,說內刊我們不能選,這樣吧,小說我們看上了,我給你先推薦到公開刊物發表,然後再選。後來是傅先生自己把稿子送到了《青年文學》主編李師東手上,這樣,我這篇寫於1992年的小說,事隔八年之後,終於在2000年出世了。

若不是徐剛和傅活兩位前輩,我想,我肯定跟文學沒有關系了。《玄白》的發表,使我重新又回到了寫作狀態。2000年,對我還是很重要的,這一年,就是所謂的新千年,千年曙光最早在溫嶺石塘的海邊出現,那地方就在樂清隔壁,很多人都極其興奮地趕去看千年曙光。我也去了,我是被朋友硬拉拉去的,其實我一點也不想去,我覺得所謂千年曙光純粹是一種虛構。而且我對新世紀也不抱什麼希望,當時到處都是奔向新世紀的標語,這很可笑,我說,奔向新世紀奔吧,新世紀那邊有一泡狗屎等你去撿。但是,去就去吧。那海邊,所有能站人的地方,都密密麻麻站滿了人,就像一個碩大的螞蟻窩,這說明對新世紀充滿希望的人還是很多的。我們站在海邊的一處斜坡上,等了幾個小時,終於看見太陽從海平線那邊很平淡地出來了,開始一點也不像太陽,而是像塗了口紅的女人的嘴唇,有點性感,慢慢地那嘴唇越張越圓,紅紅的就成為一輪日出了,於是就沐浴在新千年的曙光里了,等太陽升得老高,再也沒有新的感覺了,我們下山,我記得我困得要命,我想起《日出》里的妓女陳白露的一句台詞,太陽出來了,但是太陽是他們的,我要睡覺了。

我說這些,大概是想表明我當時處於很頹廢的狀態,但很奇怪,此後很長的一段時間,千年曙光時不時地總在我的腦子里出現,好像我的腦子是千年曙光的一個屏幕。在我的記憶里,千年曙光是女性的,性感的,千年曙光似乎為我提供了某種活力,我突然不想在樂清那個地方,那樣無所事事地混下去了,我再次選擇了逃跑,於是我來到北京,成了“京漂”。

我來北京的第一個落腳點就是北大,我是來北大中文系進修的,我自個掏的學費,不久我就發現,原來北大的課堂是完全開放的,誰都可以旁聽,像著名的沈從文,當年也是北大的旁聽生,而且這個傳統依然完好地保存著,我想在北大聽課,完全沒必要交學費,至今我還後悔,這筆錢花得真冤。中文系的課我差不多都聽過,歷史系、哲學系的也聽過一些,我喜歡聽課,我覺得這種生活方式相當不錯,坐在課堂里一點也不用動腦子,愛聽不聽的。我聽課可能跟大家有點不一樣,我沒有目的,我不過是個學術消費者,其實我不知道我幹嗎要聽課,有一次,車槿山教授就問過我,聽課對你有用嗎我搖頭說,沒有用。車教授說,那你幹嗎要聽我說,我喜歡。車教授大概覺得我蠻另類,我們就不僅僅是師生關系了,同時也成了朋友。這個意思,我在一個叫《讀書去吧》的短篇小說里表達過,那個叫鄭君的人物,也是個莫名其妙的溫州人,他想去讀作家班,過那種聽課、睡懶覺、想女人的大學生活,但最終他被大學拒絕了。

在北大,我對一群人特別感興趣,就是那群旁聽生,他們被稱作北大邊緣人,因為我也是北大邊緣人。這群人身處校園和社會的結合部,既有流浪漢的氣質,又有學生的單純,他們看上去很有個性,但他們又是沒有身份的,不知道自己是誰,很有點後現代的意味。我曾經想寫一個關於北大邊緣人的長篇,我查過北大歷史上那些著名邊緣人的資料,比如沈從文、丁玲、楊沫等等,我還采訪了不少北大邊緣人,有些人確實讓我印象深刻,一位住在西門外的老兄,他的志向是做哈貝馬斯那樣的哲學領袖,他原來是某個工學院的學生,但他讀到大二就自動放棄了,跑到北大來旁聽,已經旁聽了7年。大概是很有學問了,他覺得他原來上學的工學院總共五千師生加起來,也沒有他一個人重要。那天,我去拜訪他,是初次見面,我說,什麼時候拜讀拜讀你的論文,他一點也不客氣,說,你看不懂的。我說,我也懂點哲學的,沒準能看懂一點。臨走,我又客氣了一句,非常遺憾,沒讀過你的大作,還不了解你的思想。他送我出來,送了很遠,我感動的拼命握手,說,別送了,別送了。他停那兒,並沒有回去的意思,突然,他很嚴肅地告訴我,說,你剛才有句話,我聽了很生氣。我趕緊問,哪句話他說,你剛才說,你沒看過我的大作,不了解我的思想。難道你看過,你就懂你就了解我的思想了你太自負了,你是在侮辱我。我看著他,他非常嚴肅,一點也不是開玩笑,我這才知道他不是來送我的,而是來抗議的,我就不知道怎麼表示了。我現在還很清晰地記著他那種很嚴肅的抗議的表情,可惜我到現在也沒有寫這個長篇,我只寫了一個叫《同居》的中篇,也是以北大邊緣人為原型的,寫那種男女同住一屋的想象空間很大的生活,有興趣的可以看看。

去年九月,魯迅文學院舉辦了一個首屆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每個省一至兩個名額,我說過,我喜歡讀書這種生活,我作為浙江省的代表,成了這個班的學員,我就告別了北大邊緣人的生活,和來自全國各地的作家們一起混了。臨近學期結束,《當代》雜志社來到魯院,準備在這個班里物色一個編輯,他們知道我是在北京混的,像我這種“京漂”,通常很廉價,而且水準想必也不會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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