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博覽會的主要展出地點在城內（紅框線內），即清代臺灣巡撫沈葆楨所建臺北城舊址，是根據中國興建城池風水原理，城的方位坐南朝北，但臺北稍微偏向東方，原因是中軸線要對準七星山。日本殖民後居住者大多為日本殖民政府官員和眷屬。博覽會的第一會場靠近公會堂（今日中山堂）一帶，設有滿州館、朝鮮館、興業館和糖業館等；第二會場靠近新公園（今日二二八紀念公園），設有大阪館、京都館、東京館、電器館、臺灣茶葉協會特色館、演藝館和映畫館等。展館主要目的明顯是為突顯日本帝國的東亞殖民建設（剝削）成果，如滿州館、朝鮮館、臺灣茶葉協會特色館等，並展示日本殖民母國的各地發展與進步強化向心力，如愛知館、北海道館、大阪館、京都館與東京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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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展覽還有由臺灣仕紳向日本總督要求而設立的“大稻埕分場”，位於城內北方，臺灣人聚集的大稻埕，自來就是大陸福建漳州、泉州移民居住的地方。其中設有演藝館，展覽期間演出京劇等，由大稻埕商家主導，一方面跨海聘請中國京劇團表演京劇五回，一回六天；另一方面也請大稻埕在地的藝旦演出京劇兩回，一回也是六天。曲目琳瑯滿目，包括〈梅龍鎮〉、〈捉放曹〉、〈周瑜歸天〉、〈貴妃醉酒〉、〈空城計〉等中國歷史小說裡的著名段落。6 從博覽會特設演藝館，可以看到在臺灣京劇之興盛，而且是以上海為主的京劇班。事實上，從1895年到1937年，來臺灣演出的海派上海京班，包括天仙京班、群仙全女班、京都鴻福班、天蟾大京班、鳳儀京班等，超過四十團。7 博覽會時請上海京班來表演，大稻埕商家第一劇場請來鳳儀京班開幕，而永樂座則請天蟾大京班登臺，京劇一度引起熱議，隨著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京劇在臺息影直至戰後。8

一般人很難想像京劇與臺灣流行歌有何關連，但事實上影響鉅大。臺灣流行歌的開拓者陳君玉，他所創作並主張的“流行小曲”（臺灣歌謠前身），其形式就是從京劇脫胎而來。從小生長在大稻埕，耳濡目染京劇文化的陳君玉認為，京劇裡的小曲如〈嘆煙花〉（圖二）、〈孟姜女〉與〈八月十五〉等，“很有人心美化的功用，同時又是民眾心裡率直的表現，可惜字音的關係，致使未能健全傳頌在民眾之間 9”。字音是語言的問題。臺灣藝旦基本上所唱的京劇使用的是京音（北京方言，又稱正音），但咬字上會混雜臺語和客語。因為這種“臺灣式京音”，民眾難學，使得小曲無法流傳。所以陳君玉讓小曲產生了幾種的變化：用民眾慣用的臺語演唱、吸收民間慣聽的歌仔戲旋律樣式和結合流行歌的漢樂／西洋樂器並存的影響，形成“流行小曲”。這樣的曲式，我們可以說，是京劇小曲和歌仔戲去蕪存菁的改良式版本，也並非只是取材於舊，而是流行歌與傳統文化的交混，是與時俱進的新大眾文化。

圖二：京劇小曲嘆煙花（約1930年），藝旦雲霞演唱，臺北大稻埕江山樓音樂團演奏。由徐登芳先生提供。

本文研究旨趣設定在兩岸流行歌流傳的理論意義，從被稱為“臺灣人市街”的大稻埕出發，大致上可以看到臺灣流行歌在1930–1980年左右，於兩岸之間約莫出現過三次交織，關鍵的城市就是上海與臺北：

首先是二戰前從上海流傳至被日本殖民的臺灣，並且被翻唱成臺語歌，這一趨勢越靠近終戰越明顯；以日本為對立面，歌曲中蘊含著對於文化中國的認同；這個現象一直到1937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發佈海禁才中斷，這一年也是上海成為孤島、被日本全面佔領，上海―臺北―東京成為日本帝國圈的部份。第二次交流是戰後國民政府主政的1950–60年代，海派上海歌隨其來到臺北旋即在臺灣各地流傳且被翻唱成臺語歌，成為臺灣流行音樂文化的養分；其代表人物就是能唱四種語言（臺語、普通話、英語和日語）的寶島歌后紀露霞。第三次是1970–80年代，兩岸流行歌的交織則反過來由臺灣流行至大陸，最具代表性的是校園民歌和國語歌曲，特別是鄧麗君的歌；在後文革的時代，對於大陸人民的日常生活聆聽甚有影響。

6 程佳惠，《臺灣史上第一大博覽會：1935年魅力臺灣SHOW》（臺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

7 徐亞湘，《日治時期中國戲班在臺灣》（臺北：南天書局，2000）。

8 石計生，《時代盛行曲：紀露霞與臺灣歌謠年代》（臺北：唐山出版社，2014），160。

9 陳君玉，〈臺灣歌謠的展望〉，載於《先發部隊》，廖漢臣主編（1934），11–15。

本文作者石計生，服务单位：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原载：社会理论学报 第二十一卷第一期 (2018): 8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