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如果流行歌“洄流迴路”所流經的城市是許多高原，則每座高原都可將不同的音樂主題構織成錯綜複雜的網絡，那麼它們就是多元體，它是由眾多不同的旋律、眾多主體，共變著的滑移。其滑移被洋流的洄流帶動產生橫向的連結，產生新的綜合；當在時間之流的過程裡，被音樂人創作或粉絲閱聽傳播時，各高原之間就產生了差異，許多新的混血旋律出現，這正是歌的生命力的展現，它將周流的潛能解放出來以營造一種差異，充滿創造的可能。但上述仍然是一個理想狀態，“層化空間”—權力擁有者所建立的許多束縛的層，會直接箝制具備生命力的滑移空間；以致於那些有融合性的歌流傳能自由移動的“平滑空間 15”成為困難重重，歌流傳的循環障礙重重。

自《千高原》1980年問世以來，對全世界產生深遠影響。福科曾提及“或許這個世紀將作為德勒茲的世紀而為人所知。”16 更多人進一步說不只是二十世紀，一直到二十一世紀也是。作為劃時代的“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研究二部曲，德勒茲的《千高原》（Mille Plateaux）論點是延續第一卷《反伊底帕斯》（Anti-Oedipus）的革命性的唯物主義病理學精神，認為無意識是一不可分割的生命的能量欲望場所。精神分裂並非一種疾病，而是在資本主義的邊界，不斷進行的去編碼的欲望流。欲望總是通過編碼與體制迂迴展現，所謂“反伊底帕斯”的意義之一，就是在商品、體制、規範等資本的主流運作內，探索一種創造性的重複，“重複中的差異的程度越高，人的行為就越自由—精神分裂指的就是自由的絕對上限。”17 欲望流不應該被社會制度所箝制，而是應該掙脫僵固化的體制，不斷地生成、偶遇、組合與變化呈現生命的多樣性與差異性。德勒茲因此不同於西方主流存在（being）哲學的對“同一”與“不變”的強調，而是“共存”、“差異”、“變化”的生成（becoming）思維。以流動對抗靜止的時空，“以不斷變化的質的瞬間對抗沒有差異的永恆，意味著打破自身的同一、不斷地生成—他者的動態過程”。18 流變的永恆，“存在只是生成的短暫的、現實的結果或表達;它是蘊含在潛在的過去之中的先決條件在當下的現實化，其現實化的過程，德勒茲稱之為“層化”（stratification）。”19

生成的邏輯不是彰顯個體，而是和（and）與一起（with）的邏輯。

據此，《千高原》進一步發展出根莖的異質連結的概念，建立逃逸線，打破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以生成論的概念進行跨界，生成動物、生成女人、生成弱勢到生成難以感知。為了表現這樣的去人類中心思想的進化，德勒茲的理論術語也產生改變，如他們以“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取代精神分裂，大大拓展了理論的適用範圍。

《千高原》的第九高原〈1933年：微觀政治與節段性〉分析了德勒茲的政治哲學，以解釋嚴苛的層化的約束又能解釋去層化的逃逸（見圖四）。20 他們運用“線條”的類型化來論斷微觀政治，並認為所有的社會均具有節段性（segments）。人是一種節段性的動物。居住，往來，工作，娛樂：生活被空間地、社會性的節段化。德勒茲將節段性區分為“柔韌—分子線”（有縫隙的）和“僵化的—克分子線”（密不通風的）兩種形式，並且每一種節段性都有“二元”、“環形”和“線性“三種型態，它們彼此連結在一起，甚至是彼此相互過渡。“二元”節段性遵循二元對立，社會階層，同樣還有男人和女人、富裕和貧窮、成人和小孩等的政治運轉，“環形”節段性則涉及具有不同中心的領域的原始社會政治人類學運作，中心有如此眾多的節點發生作用，並未發生共振落於同一中央黑點中。而“線性”節段性則是經由共振使國家型態最終過度編碼和空間紋理化的結果。

16 Michel Foucault, “Theatrum Philosophicum” in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165–98.

17 Eugene W. Holland,《導讀德勒茲與加塔利《千高原》》，周兮吟譯，（重慶大學出版，2016），6。

18 邰蓓，〈如何認識德勒茲的“生成動物”問題——從德里達的質疑說起〉，載於《文化研究集刊》，第28輯，陶東風，周憲主編，（2017）。

19 Eugene W. Holland, 周兮吟譯，《導讀德勒茲與加塔利《千高原》》，（重慶大學出版，2016），19。

20 參考德勒茲、加塔利，《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卷二）：千高原》，姜宇輝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291–325。與Eugene W. Holland, 周兮吟譯，《導讀德勒茲與加塔利《千高原》》，（重慶大學出版，2016），12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