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人的適應性問題。當克裏斯蒂娜回到這間自己再熟悉不過的臥室而且想吃“施普雷森林黃瓜”，想聽她所教過的孩子們高唱那首“綠草茵茵，田谷搖搖，小鳥歡叫，水中魚遊”的美妙歌曲，想與過去的老鄰居們聊聊昔日的往事時，阿歷克斯發現這一切其實都很容易偽造或編造，而且所有的人都極為願意參與這種編造；就是他自己，那種剛看到電視畫面上裸露著巨大乳房的女人時的驚訝也很快就消失了，並使自己很快就成為一名上門推銷電視衛星天線的能手。喧囂的今天（外面的世界）與寧靜的昨天（母親的臥室）形成如此巨大的反差，但人們很快就都適應了，阿歷克斯甚至已經習慣於在臥室和在外面說兩種完全不同的話語。只有那些老鄰居們一進到母親的臥室，才詫異於還有“活在過去的人”，而且感到“活在過去”是那麽的幸福。回憶使得人們有可能把一個再也不可能重現的“過去”變成渴望著“未來”的烏托邦。所以當這些不得不生活在今天的老人們來到母親的臥室並用過去的語言聊天時，他們真的感受到了一個再也不可能重現的“過去”的幸福，——盡管這種幸福是當他們生活在“過去”時並未意識到的。

第三，電影中最富有戲劇性的人物是民主德國的第一位宇航員辛格姆·亞恩。電影一開始，年幼的阿歷克斯就在電視上看到了這樣的畫面：1978年8月26日，辛格姆·亞恩乘坐SOJUS31號宇宙飛船飛離地球上了太空。從此，這位亞恩先生就一直是他心目中的英雄。當民主德國消失後，這位亞恩先生也就成了一名最普通不過的出租車司機。過去的那個位置曾使得這位亞恩先生如此風光；而現在的位置，又讓他變得這麽平常。阿歷克斯久久註視著他，而且就坐他的車到西德去找自己的父親，想聽他親口講講在太空中所看到的地球：“啊，那是一個多麽渺小的藍色行星……”。電影的最後，當阿裏克斯決定讓母親知道柏林墻倒掉了，而且是因為大批西德人不堪忍受資本主義的競爭，願意生活在民主德國時，決定在電視上制造一則這樣的新聞：昂納克下臺，結束自己的政治生涯，把權力移交給辛格姆·亞恩。於是，這位亞恩先生就在電視上發表了這樣一番就職演講：親愛的民主德國的公民們，當我們經歷了那樣一種奇跡，從太空中觀察我們這個藍色行星時，我們禁不住會問：地球上的這些渺小的、並不重要的生命，他們的人性是什麽，有過怎樣的理想，又實現了多少……，當亞恩先生說到這裏時，坐在母親身邊的老人們都哭了。亞恩先生繼續說：社會主義就意味著與人言歸於好，所以，我們決定開放民主德國的邊境……，電視畫面上出現了大批的人在翻越柏林墻，阿歷克斯對母親說，看，這是那邊的人在過來……母親的臉上露出了真正的笑容，而自己一直思念著的那個人，也就是多年前叛逃到了西德的丈夫，也終於手捧鮮花來到了她的面前。

母親安詳而又滿足地離開了這個世界。看來不讓她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發生了什麽是完全正確的。符號化了的（人工偽造的）現實之所以誘人，就在於它總能讓人感受到愜意和舒適。然而一旦將其“放大”，我們又會看到些什麽呢？遵照母親的遺願，阿歷克斯用自制的小火箭把母親的骨灰送到了天空中，讓她的骨灰與往日的信仰一樣隨風而去。電影所留給我們的最後的話就是阿裏克斯那沈重而又緩慢的語調：母親離開的國家，就是母親一直堅信著的國家，而這個國家，也將在記憶中與母親永遠連接在一起。

母親所堅信著的國家與母親一起消失了，於是那裏就“空”出了一個位置。

現在讓我們回到齊澤克的議論：他說，關於卡夫卡，人們一直就有著兩種完全不同的解讀，一種是把城堡、法庭這些核心所具有的令人難以琢磨、不可接近的超驗特征，理解為“不在場的上帝”的標誌；另一種解讀則只把城堡、法庭視為卡夫卡內在欲望的顯靈的反面形式，就是說，城堡也好，法庭也好，都對卡夫卡心中過剩了的欲望起到一種否定作用。齊澤可說，“盡管這兩種解讀是相互對立的，但他們都遺漏了同一個要點：這個缺席、這個空位總是已經被某個惰性、淫蕩、令人厭惡的在場所填充。”卡夫卡《城堡》中的城堡，《訴訟》（葉廷芳先生說，這比譯成《審判》好）中的法庭並非不在場，而是以種種阿諛逢迎、淫蕩成性、腐化墮落的形象顯現著（在場著），所以卡夫卡的問題並不是上帝不在場，而是上帝太在場了，“在那裏，上帝——到目前為止他一直與我們保持著確定距離——離我們太近了。”

當阿歷克斯的母親與她所堅信著的國家消失以後，引起阿歷克斯焦慮的，用齊澤克的話來說，也就是拉康給“焦慮”所下的定義：“引起焦慮的原因並非亂倫客體的喪失，恰恰相反，而是過於接近亂倫客體了”；“我們離原質太近了；這就是後現代主義的神學教益：卡夫卡的瘋狂、淫蕩的上帝，這個‘惡之至高存在’，與作為至善的上帝毫無二致。唯一的區別就是，我們離上帝太近了。”（第182頁）這也就是電影《放大》所給於我們的現代主義教益（符號化了的現實後面是空洞的位置）與《再見，列寧》在暗示中所可能給於我們的後現代主義的教益（這位置其實已經被某個令人厭惡的在場所填充）。

一旦我們把《再見，列寧》“放大”，阿歷克斯的母親與母親所堅信著的國家就消失了，而“填充”這一“空位”的，就是一種“我們離原質太近了的”焦慮與不安。

無論我們是希望我們與上帝（存在、物自體或齊澤克所說的原質）保持確定的距離，還是希望拉近距離，那個缺席，那個空位，卻總以被某個惰性十足、令人厭惡的在場所填充著，因為符號化了的現實界（Symbolized Reality）就總是這樣被建構著的，這是不是我們之所以焦慮不安的原因所在？“人類作為種屬是通過痛苦和不幸來界定自己的現實的”，“我們世界的不完美性既是我們世界虛擬性之標誌，又是我們世界現實性之記號。”（第265頁）

那麽齊澤克心目中的“作為不可能的實在界”（the real as impossible）到底是什麽呢？在《為什麽現實總是多重的？》這篇文章的一個註釋中，有這樣一段話：“在他看來，實在界本質上‘什麽都不是，只是空隙，是標誌著某種核心不可能性的符號性結構中的空無’；它是‘本身並不存在的原因——它只能呈現於一系列的結果之中，但總是以某種扭曲的位移的方式呈現出來。如果實在界是不可能的，那麽，要借助於結果去把握的，恰恰就是這種不可能性。’”（第271頁註釋【7】）

（愛思想網站 2010-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