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曲構成鄉民對整個外部世界的認識與想象。而且由於戲曲形象情景的具體性，未知的世界、悠古的歷史，都呈現在面前，栩栩如生。明恩溥發現，鄉民們所有的歷史“知識”，幾乎都來自戲曲，其後果是使他們所有關於歷史的觀念，都處於虛幻與真實之間。箸夫論戲曲錮蔽民智，也說鄉曲愚氓、目不知書，將戲曲假托附會之事，據為典要，津津樂道[39]。戲曲構成鄉民的世界觀念，其境界令人神往，恰在於其半真半幻。對於現實生活經驗極端狹隘的村民來說，戲劇就是他們接觸、經驗外部世界的主要方式，同時也構成了他們經驗中的外部世界，包括古代、異鄉與神鬼域。這個世界是廣闊悠古的，但不辯遠近；這是世界是可知可感的，但不辯真偽。

鄉村戲劇在傳統社會的意識結構上，超越了個人化的日常生活經驗，進入一種集體的意識形態，其中有關於共同歷史與超驗世界的知識，有道德生活的是非觀念。鄉村戲劇的保留劇目，成為民間意識形態的百科全書。它不僅賦予歷史以具體可感的形式，延伸了鄉民經驗的時間維面，而且還擴展了外部世界。這個外部世界有真有幻，真幻不分，前者如異鄉的人與事，後者如神仙妖魔的領域。

鄉民在戲劇中認同世界與歷史觀念，也認同現實生活中的各種關系與組織中的象征與規範。義和團確實以戲聚眾，以戲慶祝勝利，罰教民唱戲。明恩溥發現華北村民們表達喜悅、感激、甚至處罰，都可能唱戲，有時將現實中外界發生的事，也編入戲唱。呂舜玲研究莆仙戲，指出“戲曲舞台是神明執掌民間事務的法庭”，甚至帶有巫術性，“可以為人補運禳裏，驅邪壓煞”[40]戲曲在體現鄉村社會的價值觀念時，更明顯地表現出民間意識形態的權力意義。

戲曲作為民間社會的意識形態，表現鄉民有關現實生活的知識與價值觀念，其中包括肯定現實秩序的正統觀念與否定現實秩序的烏托邦因素。民間說唱戲是勸善的，道德教化也提倡“不關風化體，似好也徒然”，這是正統觀念；另一方面，戲曲中又多打家劫舍、幽期密約、荒誕不經的綠林寇盜、才子佳人、神仙鬼怪的戲，傷風敗俗，屢被官禁，這是非正統或消解正統的觀念。在一個社會的總體意識形態中，有多種觀念相互矛盾沖突、關聯互補[41]。儒家禮教思想作為意識形態，在知識權力上都維護現存秩序，戲劇作為烏托邦，在話語上具有否定現存秩序的功能。曼海姆在《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一書中區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尺度並不在於虛幻與現實，因為意識形態對現存狀況來說也是虛構的。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同樣作為虛構，區別的標準在於，意識形態的取向是肯定現存秩序，而烏托邦的取向是否定現存秩序[42]。我們看到在戲曲中同時包含著中國民間社會的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因素。戲曲一方面講忠考節義，另一方面也講盜冠淫亂，綠林好漢與才子佳人都可以是正面人物。

演戲作為中國傳統社會鄉村公共生活的文化儀典，其結構與功能的意義，早已超出我們一般理解的審美藝術的戲劇。它在社會組織結構上，是超越家庭、宗族、村落的，可能是鄉村生活中規模最大、範圍最廣的社群公共生活方式。它為義和拳聚眾提供了唯一可能的社會機制與機會。

三 義和團運動的戲劇意識形態

鄉村戲劇為義和團運動的發生準備了社會公共機制與文化意識形態基礎，同時也塑造了這場運動的形式與觀念。

義和團運動在形式與觀念上，都具有明顯的戲劇性格。本文第一部分已經提供了種種事實證明民間演劇與義和團運動的聯系。第二部分又為這種聯系提供了解釋性的社會文化機制的背景。下面我們將在鄉村戲劇與義和團運動的內在結構的同一性上，討論義和團運動的“戲劇性格”的內涵。

鄉村戲劇在社會與文化兩個方面，準備了義和團運動的基礎，使聚眾成為可能，使起義獲得意義與行為方式。除了在唱戲的日子裏，鄉村百姓都是散落在個體家庭與田疇中的孤獨的個體，是令任何社會組織都感到絕望、任何國家暴力都感到放心的一盤散沙。唱戲將他們突然之間聚集在一起，並以某種“真實的幻覺”，賦予聚義造反一種意識形態上的正義理由與楷模，讓參與者充分感受到群體的力量、解放的幸福與激動。生活完全可以像戲劇，充滿突變、刺激、痛苦與狂喜。鄉村戲劇的文化儀典特征，最主要的就是超越現實與虛構的界限，使虛構的變成現實，同時也使現實變成虛構。

傳統的鄉村戲曲，只有在文化儀典意義上，才能得到準確的理解。在這種明顯帶有狂歡節色彩的戲劇活動中，現實與生活的界限被沖破了。表演變成生活，生活也變成表演。民間演戲，經常有大量的村民作業余演員扮演劇中角色。明王稚登《吳社編》記白蓮嬌演《十二寡婦征西》，十二寡婦均由村中少年扮演。演出過程中還有上百名群眾演員，扮演野仙毛怪、僧道、醫師、將軍兵勇。《清稗類鈔》載四川農村演《月蓮救母》，“唱必匝月，乃為終劇”。“雖亦有唱有做，而大半以肖真為主，若與台下人往還酬酢。嫁時有宴，生子有宴，既死有吊，看戲與作戲人合而為一，不知熟作孰看。”又山西上黨地區敬神賽會演《過五關》，演員在村中巡遊，途中搭五處草台，象征五關，每到一處，便登台開打。演員沿途與村民談笑，吃小販的食物，村中男丁也跟著隊伍表演[43]。

中國鄉村戲劇在消除現實與虛構之間界限這一點上，類似於巴赫金所說的狂歡節儀式，“它處於藝術和生活本身的交界線上……生活本身在表演，而表演又暫時變成了生活本身。”[44]巴赫金註意的是狂歡節文化沖破正統意識形態的解放作用，本文註意的是這種狂歡節精神一旦漫延到社會文化領域，組織與改造現實生活，混淆了虛構與真實的界限，就可能為整個民族的社會歷史造成災難。義和團運動就是一個明顯的個案。它說明戲劇化的意識形態如何塑造鄉民的精神生活並影響歷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