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聖經》中有一段敘述人類被攆出天堂的神話，這段神話很明顯地說明了人與自由間的這種基本關系。

 這段神話認為人類歷史的開始與一項選擇行為是同時發生的，但是它強調的是這個首次自由行為的罪惡及因此罪惡而產生的痛苦。在“伊甸園”中，男人與女人，人與自然，和諧地相處在一起。那裏一片安寧和平。也不必工作。在那裏，沒有選擇，沒有自由，也沒有思想。男人不得吃智果。他違反了上帝的命令，他突破了與自然合而為一的諧和狀態。從代表權威的教會的觀點而言，這是本質上的罪惡。然而，從人類的觀點來看，這是人類自由的開始。反抗上帝的命令表示使自己從高壓強制中解脫出來，表示由無意識的人類史前生活，升華到人的程度、反抗權威的命令——犯了罪——就其積極的人性一面而言，是第一項自由行為，質言之，就是第一項“人”的行為。在《聖經》的這段神話中，就其正面而言，人所犯的罪是吃了智果。作為一項自由的行為而言，這種反抗的行為則是理性的肇始。這段神話還談到此首次自由行為的其它後果。人與自然之間原有諧和狀態破裂了。上帝宣告男人與女人之間的戰爭，及自然與人之間的戰爭。人脫離了自然，由於變成了一個“個人”，而朝著做人的方向，邁進了第一步。他已做出了首次的自由行為。這段神話強調這次行為所導致的痛苦。由於想超越自然，想脫離自然及其他的人類。使他裸露，使他覺得羞恥。他是孤獨而自由的，但也是無權力和恐懼的。新獲得的自由顯然像是一個天罰；他脫離天堂的可愛的枷鎖，獲得了自由，但是他卻不能自由地去管理自己，去實現他的“個人人格”。

 “解脫”與積極的自由，亦即“自由而為”是不一樣的。人之脫離自然乃是一項漫長而延續的過程；大體而言，他多少仍與他已脫離的世界維持關聯；他仍是自然的一部分——他居住的土地，以及那日、月、星辰。還有那樹木與花草，動物與人群，都和他有著關系。原始的宗教證明人之與自然為一體的想法。有生命的和無生命的自然，是他的人性世界的一部分，換言之，他仍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

 這種原始關系阻止了人類的充分發展人性；這些原始關系阻止了人類理性與批評能力的發展，這些原始關系使人們只有透過家族，社會或宗教的社會的媒介，才能發現自己和他人，而不能以人的身份，來發覺自己和他人。換言之，這些原始的關系妨礙了人的發展，使他不能像一個自由、自決而有生產性的個人般的發展。但是，這不過是就一方面而言，就另一方面而言，這種與自然、家族、宗教的同一性，使個人有安全感。他屬於而且根深蒂固地生活在一個有組織的整體中，在這個整體中，他擁有一個無可懷疑的位置。他可能受到饑餓或壓迫的痛苦，但是，他不會受到所有痛苦中最痛苦的一種——那就是全然的孤獨與懷疑。

 我們看到，人類日漸獲得自由的過程，與個人生長的過程。有著相似的辯證性質。一方面，這是日益增長力量與統一的過程，這是日益可以控制自然，增長理智，日漸與其他人類團結的過程。在另一方面，這種日益個人化的過程，卻意味著日漸的孤獨、不安全，和日益懷疑他在宇宙中的地位，生命的意義，以及日益感到自己的無權力及不重要。

 如果人類發展的過程是諧和的，如果這個過程是按著某一計劃而進行的，那麽此種發展的雙方面——日益增長力量及日益個人化——就會完全地平衡。但是，事實上，人類史就是沖突與奮鬥的歷史。在日益個人化的過程中，每進一步，人們便遭到新的不安全的威脅。原始的束縛一旦被割斷了，便不會修覆；一旦喪失了天堂，人就不能重返天堂。只有一個可能的，有生產性的辦法，可以解決已個人化的人與世界的關系，那就是：他積極地與所有的人團結起來，以及他自發自動的活動——愛和工作——藉著這種辦法，而不是藉著原始的關系，以一個自由而獨立的個人身分，再度把他與世界連接起來。

 然而，如果人類個人化過程所依賴的經濟，社會與政治環境（條件），不能作為實現個人化的基礎，而同時人們又已失去了給予他們安全的那些關系（束縛），那麽這種脫節的現象將使得自由成為一項不能忍受的負擔。於是自由就變成為和懷疑相同的東西，也表示一種沒有意義和方向的生活。這時，便產生了有力的傾向，想要逃避這種自由，屈服於某人的權威下，或與他人及世界建立某種關系，使他可以解脫不安之感，雖然這種屈服或關系會剝奪了他的自由。

 自中古時代結束以來的歐、美歷史，就是個人“脫穎而出”的歷史。這個過程始於意大利文藝覆興時期，到了現在，似乎已達到巔峰狀態。足足用了四百多年的時間，人們才拆毀中古世界，掙脫了最明顯的種種約束。但是，雖然在許多方面，個人已成長了，神智與情緒方面都有所發展了，而且在文化方面獲致空前的成就，但是“解脫”與“自由而為”之間的差距也增長了。在歐洲，解脫任何束縛與不能積極實現自由及個人化，這兩者之間不均衡的結果，導致一場恐慌的對自由的逃避，有的逃入新的束縛中，有的則至少變得完全漠不關心。

 筆者打算從分析中古時代及近代初期的歐洲文化，來開始研究自由對現代人的意義。在這段時期，西方社會的經濟基礎發生劇變，同時，人的人格構造也隨著發生同樣的劇變。接著，一種新的自由概念發展出來，這種概念在新的宗教理論中，予以表達出來。現代文化的基礎建在此一時期，是故，如欲了解現代社會的自由，必須從此時期開始，因為此一現代人形成階段，較以後任何時期更明顯地使我們可以認清自由的曖昧意義；即是：一方面人日漸地脫離外在權威而獨立，而在另一方面，個人則日益感到孤立，結果，感到個人無足輕重與無權力。研究人格構造新因素的起源，可以增加我們對這些新因素的了解，因為從根本上來分析資本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基本特點，我們就可以把這些特點，與不同於西方的一種經濟制度及一種人格，加以對照比較。這種對照比較可使我們更為了解現代社會制度的許多特點，以及此一現代社會制度如何塑造生活於此制度中的人們的個性構造，和更進一步了解由於此種人格改變而產生的新精神。

在下一章中，讀者可以發現，經過詳細地分析過後，宗教改革時期，和現在有很多類似之處。事實上，盡管這兩個時期有許多明顯的差異，但是，在自由的曖昧意義方面，自十六世紀以來，可能沒有任何一個時期，像宗教革命時期，更類似我們這個時代。現代民主制度的人類自由與自治的觀念，都是產生於宗教改革的時期，然而，人們雖然強調這一點——尤其是在非天主教國家——但是，卻忽略了另一面，就是：對人性的邪惡，個人之不重要與無權力的強調，以及對個人想要服從外在權威的強調。個人無價值的觀念，個人之在根本上不能自立，以及個人之需要服從外在權威，這一切也是希特勒理論的主題，可是，希特勒理論的主題卻不強調自由與道德的原則，而自由與道德的原則卻是新教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