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童年歲日增，脫離“原始關系”的程度也越大，於是，便越加渴望自由與獨立。但是，如果我們了解在此日益個人化的過程中的辯證特質，才能充分地明白這．種渴望自由與獨立的因果關系。

 這個過程分為兩方面，一方面是，孩童在身體、情緒與精神方面日益強壯。同時，身體、情緒及精神各方面的功能也日益統一。於是，一個由個人意志及理性引導的，有組織的構造在日漸地發展著。如果我們把人格的這個有組織而完整的整體，稱作“自我”（Self），我們也可以說：“個人化的成長過程的一面，就是自我實力（Self－sfreaenth）的成長”。個人的條件及社會的環境限制了個人化的成長。而社會環境的限制尤為主要，因為，在這方面，個人之間的差異雖然很大，但是，每一一個社會只能達到某一程度的個人化，一般的人不能超越過這個程度。

 個人化的過程的另一方面，就是“日益的孤獨”。“原始關系”給予安全感，並把個人與外界當做基本的聯系。孩童從世界“脫穎”而出，發覺他是孤獨的，是一個與他人絕休戚的個體。這種與世界——這個世界與其個人比較起來，是強而有力的，而且常常是具有威脅性和危險的——分離的狀態，產生一種無權力和焦慮的感覺。只要一個人是此世界的完整的一部分，只要他沒有覺察到個人行為的可能性與責任，那麽他便不必害怕這個世界。當一個人已成為一個獨立的整體時，他便覺得子然孤立而面對著一個充滿危險的世界。

 這時，便產生了想要放棄其個人獨立的沖動，想要把自己完全隱沒在外界中，藉以克服孤獨及無權力的感覺。然而，這些沖動及由此沖動而產生的新的關系，與在成長過程中所切斷的關系，是不一樣的。正如同孩童不能重新投入母胎中的情形一樣，在心理上，他也不能倒轉個人化的過程。如果想要這樣做，就必須采取“服從”的態度，但是，在跟從的過程中，權威與服從此權威的孩童之間的基本矛盾還是未曾消除的。在意識上，這個孩童可能覺得安全與滿足，但是，下意識地，他發現，他所付的代價是放棄自己的力量及完整性。因此，服從的結果與當初想要服從的目的正好相反：服從增加了兒童的不安全感，同時，產生了敵意與反抗，而這種反抗是更令人驚嚇的，因為反抗的對象正是兒童所依賴的人。

 然而，服從並不是避免孤獨與焦慮的惟一方法。另外一種方法，也是惟一一種有創造性的，結果不是導致無法解決的沖突的方法，就是與人類及自然，自動自發地建立關系，這種關系是在不否定個人的情況下，把個人與世界聯系起來。這種關系——其最極致的表現就是愛與創造性的工作——固著於整個人格的完整性與力量中，因此，所受的惟一限制，就是自我成長過程中的那些限制。

 個人化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兩種結果便是服從與自發的活動，關於這二者的問題，在以後還要更詳細地討論；現在，筆者想要討論一個普遍的原則，就是從個人化的過程中，及個人日漸獲得自由的過程中，所產生的辯證過程。一方面，兒童變得日益自由，可以發展和表現自我，而不受原來約束他的那些關系的妨礙。可是在另一方面，兒童也日益地脫離了給他安全與保障的那個世界。個人化的過程雖然是其個人人格日增力量及日漸完整的一個過程，但同時，也是一種過程，在這種過程中，失去了當初與他人無分彼我的同一性，兒童日漸與他們分離。這種日漸分離的情形可能產生一種孤立狀態，從而產生淒涼之感，和造成強烈的焦慮與不安。如果兒童能發展內在的力量及生產力，這種日漸分離的情形也可以產生一種新的接近他人的情況，因為．內在的力量與生產力是與外界建立此種新的關系的前提。

 如果自我的成長能與這種分離及個人化的過程配合發展，那麽兒童的發展將會是諧和的。然而，這是不可能的事。當個人化的過程自動地發生時，由於許多個人的及社會的因素，自我的成長受到了妨礙。這兩種趨勢之間的差距，產生了無法忍受的孤立與無權力的感覺，這種感覺又導致精神的機構（Psychicmecheanjsms），以後，筆者把它稱作“逃避的機構”（mechanismsofescape）。

 在動植物種類演化史上，人類歷史也可說是日漸個人化及日漸獲得自由的一個過程。當人類試圖擺脫強制性本能時，便開始脫離人類以前的階段。如果我們能夠本能地了解一種特殊的行為方式——這種行為方式由遺傳的神經構造來決定——我們便可以在動物界方面，觀察到一種顯明的趨勢。就發展的程度而言，越是低等的動物，越能適應大自然，其活動也越受本能及反射行為機構的控制。某些昆蟲的社會組織完全是由本能所造成的。在另一方面，發展程度越高的動物，於初生的時候，其行為方式越有伸縮性，同時其結構的調整也越不完全。人類的這種發展達到了其巔峰狀態。初生的時候，人類是所有動物中最不能自立的。人類之適應自然，主要是靠學習的過程，而不是靠本能的決定。“在高等動物，尤其是在人類方面，本能若不是一個日益消失的，也是一個日益萎縮的東西。”（L．Bernard：Instinct，Holt＆Co，NewYork，1924，p．509）

當本能之無法固定行為超過某一程度時，當對自然的適應喪失其強迫性的特征時，當遺傳的天賦機構不再能固定行為的方式（waytoact）時，遂出現“人類”。換句話說，“人類的存在與自由，從開始起便是不可分的。”在這裏，筆者所指的自由，不是就“有自由做什麽”的積極意義而言，而是就“解脫什麽”的消極意義而言，質言之，就是“解脫”本能的約束，也就是說，本能不再決定人的行為。 

 就上述所討論的意義而言，自由誠然是意義曖昧的。人類初生時沒有動物所具有的那種本能，可以做出適當的行為；人類依靠父母之期間，較任何動物都長，而他對環境的反應；不及自動調整的本能行為那麽迅速和有效。於是，人類沒有這種本能的能力，他可能因而要遇到許多危險及恐懼。然而，就是人類的這種不能自立的現象，才使得人類得以發展；“人類生物的弱點，就是人類文化的條件。”

 人類從有生命開始，就必須對各種不同的行為方式（Coursesofaction）做一抉擇。在動物方面，從某一種刺激（例如饑餓）開始，到滿足因這種刺激而發生的緊張（這幾乎是完全固定的一種行為方式）為止，這是一連串不間斷的反應。在人類方面，這一連串的反應便受到妨礙。這種刺激還是有的，但是滿足的方式卻是“取舍自由的”，這就是說，他必須在許多行為方式中，做一取舍。人類並非只能從事某一先決的本能行為，而必須在腦海中斟酌許多可能的行為方式；人類開始思想。他對於自然，由純粹的被動適應，變為主動的適應：他可以有所創作。他發明了工具，藉以支配大自然，他日益地脫離大自然。他開始朦朧地發覺自己——或者可以說，發覺他的團體——與大自然不是同一的。他漸漸地明白，他的命運是悲劇性的：既是自然的一部，又要超越自然。他開始發覺，死亡是他的最後命運，雖然他試圖以各種幻想，來否認這項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