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20世紀初曾全力投靠並依賴歐洲的捷克和波蘭被歐洲大國出賣的命運一樣，21世紀初全力投靠並依賴歐盟的烏克蘭也就這樣被歐洲出賣了。這樣的結果對蘇聯解體後齊刷刷地轉入歐盟的東歐影響是深刻的，它勢必勾引起那裏的人民對18世紀波蘭三次被歐洲強國與俄國瓜分、20世紀捷克及波蘭被歐洲列強及蘇聯瓜分的痛苦回憶。

出賣不可能是一次性完成，今後東歐在被歐洲大國反覆出賣後其轉向俄羅斯的趨勢將會持續加強。2015年3月18日，普京在莫斯科與格魯吉亞親俄地區南奧塞梯的領導人提比羅夫簽訂為期25年的近乎全面合並的條約。該條約規定，南奧塞梯軍隊、情報機構、執法部門等與俄方合並，俄羅斯會跟南奧塞梯建立聯合防衛及安全地帶，並開放邊界檢察站，向南奧塞梯提供保安及國防援助，包括保護其邊界；作為回報，南奧賽梯須允許一部分軍事力量加入俄羅斯軍隊。

2008年是西方經濟危機的開始，同時也是西方政治信用危機的開始。當年10月7日，北約成員國冰島宣布從俄羅斯獲得40億歐元緊急貸款，這是冰島向歐洲鄰國求救連遭拒絕後為避免“國家破產”采取的無奈之舉。眼看自己的盟國伸手向“敵人”討錢，北約國家表現出無能和無奈，歐洲裂痕已初露端倪。


第三，歐洲與俄羅斯爭奪範圍進一步擴大。

《明斯克協議》的達成並不能說明歐洲與俄羅斯在東歐的爭奪已經結束，只能說歐洲認可了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略底線。至於在其他地區，比如波羅地海或中東地區，這場爭奪才剛剛開始。具有風標意義的是，2015年初發生的可以被視為另一次“9•11”的法國《查理周刊》被襲事件。

2015年1月8日，法國巴黎《查理周刊》雜志遭襲，該事件至少造成12人死亡。1月12日下午，法國首都巴黎舉行大型集會，悼念此前因多起槍擊案而喪生的17名遇難者。據報道，參加集會的人有百萬之多，包括法國總統奧朗德、前總統薩科齊在內的幾乎所有法國左右翼政黨領導人都出席了12日的集會。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德國總理默克爾、英國首相卡梅倫、意大利總理倫齊等40多位西方政要也到場參加悼念儀式。美國方面則派出司法部長霍爾德參加，美國總統奧巴馬此前已前往法國駐美使館悼念。

這件事在歐洲引起如此激烈反應，一方面說明歐洲人民對恐怖主義的痛恨，但能被掀起如此規模的輿論聲浪，也說明它在歐洲政治家眼中有被當做另一次“9•11”事件而加以利用的必要。此前，法國的目標已瞄向中東。2014年9月，法國啟動代號“西北風”的軍事行動，參與打擊“伊斯蘭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伊拉克和敘利亞境內的“伊斯蘭國”目標實施了2000多次空襲，其中法國承擔大約100次偵察任務和實施同等數量的空襲。

這說明《查理周刊》事件及由此形成的歐洲這種聯合姿態，已成為歐洲繼利比亞戰爭後向中東推進的另一次“9•11”宣誓。敘利亞歷來是東西方較量的旋轉門，控制了敘利亞，歐洲人基本就控制了東方人對地中海的命門。在烏克蘭失手後的歐洲，開始挾2011年利比亞戰爭勝利之余威繼續向東推進，如果再能夠拿下敘利亞，那麽歐洲就能確保其對俄羅斯從而對美的戰略優勢。當年羅馬、十字軍的東進和蒙古人的西進，都是在這個地方止步的。因此，今後敘利亞的政治歸屬對東西方確立其戰略優勢，具有標志性的意義。


第四，美國將在中國東部地區施加更多的壓力。

中國現在的安全環境好不好呢？很好，幾乎2/3的邊界是穩定和安全的。西部有“三股勢力”威脅，但是有俄羅斯的合作，所以問題不大。我們的壓力持續增大的地區主要在東部。日本自民黨第47屆眾議院大選獲勝，安倍繼續執政，我們的報道說安倍在國內聲望下降，這一次的獲勝表明日本國內的極右勢力還在上升，並且有一定的國際財團支持，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嚴肅的挑戰。這個挑戰不光來自日本本國的右翼勢力，還有國際反華勢力，更多的是美國大財團中的反華勢力，這明顯是沖著中國來的。
美國國內規模日益擴大的民眾遊行及美國國防部長換人，具有風標意義。

日益擴大的民眾遊行，說明美國國內政治如沒有新的浮財補貼就會持續動蕩，而美國防長換人往往是美國外交政策出現重大調整的前兆。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結束，都是從撤換前線總指揮或國防部長開始的。小布什時期，拉姆斯菲爾德下台也說明美國在中東的反恐戰線將要收縮、伊拉克戰爭的節奏將要放慢。最近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辭職，說明美國華爾街不滿意奧巴馬的守勢政策。

奧巴馬是有些尼克松智慧的總統，他的攻勢政策是華爾街逼的，他對華爾街的擴張政策一直在虛與委蛇，比如他始終不願意繼續在中東重啟戰爭。因此，華爾街對他不滿，給他停發“工資”，這叫“財政懸崖”。這次把與奧巴馬配合得比較好的搭檔哈格爾換掉，換上來一個強勢防長，這可能是在給下一屆強勢政策先做鋪墊，這將增大中國周邊特別是東部海區對中國的安全壓力。

但是，再好的形勢及相應的戰略機遇也是有時空限制的。現在看來，2015年《明斯克協議》後，東歐開始東倒的形勢將會隨俄羅斯的強勢和歐洲的妥協而回潮，而這將大大緩解俄羅斯西面面臨的壓力，屆時俄國會將更多地註意力投向遠東。根據歷史經驗，這個轉變的完成大約需要20年的時間，而這期間也為中國解除東海壓力提供了難得的戰略機遇期。此後，與20世紀70年代的形勢一樣，中、俄、美三角關系又會出現新一輪調整。

大國博弈，不要說朋友，即使是戰略性的盟友，僅靠張伯倫式的努力是不能夠贏得的。天要下雨，張伯倫和斯大林的差別在於，前者忙著躲雨，而後者則在雨前積極“插秧播種”。結果是當雨停的時候，蘇聯已實現了相當的戰略利益，尤其是蘇聯當時要解決且是最緊迫的戰略利益；而英國則將老本賠了個精光。現在，雨前的烏雲正在翻卷而來，是插秧還是躲雨，就要看各國政治家的智慧高下了。

記者：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您認為從我們國家的角度來講，應該怎樣看待“一帶一路”戰略的意義？

張文木：“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最高政治目標就是讓我們的朋友多多的，讓我們的敵人少少的，為我們的國家發展戰略創造一個良好的外交環境。這是“一帶一路”的政治“大賬”。我們要從維護中國國家政治安全的高度，而不能以賬房先生的視角、從狹隘的部門利益的多少來看“一帶一路”的意義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