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部門

民族國家時代的政治沿著兩極運作市場和政府。相反，歐盟政治卻是在三個節點之間運作商業、政府和公民社會。從兩極到三方政治的轉化表明政治生活的變革過程中巨大的進展，這對我們人類如何設計未來將帶來深遠的影響。如果兩極政治使啟蒙藍圖具有了可行性，那麽，三方政治則讓新的歐洲夢能夠變成現實。

公民社會是棲居在市場和政府之間的領域。它由構成個人及其共同體之文化生活的一切活動組成。公民社會包括宗教機構、藝術、教育、醫療保健、體育、公共休閑和娛樂、社會和環境主張、鄰裏關系以及其他各種活動，其功能在於創造共同體紐帶和社會凝聚力。公民社會是一個以各種文化形式進行文化再生產的聚會場所。它是人們從事深度遊戲以創造社會資本，建立行為法則和舉止規範之處。文化是內在價值統治的王國。公民社會是文化表達的論壇，也是一個原始的社會部門。

盡管公民社會在社會生活中具有重要意義，但在現代，由於市場和民族國家的統治力量，這一領域被逐漸邊緣化。特別是經濟學家和商業領導人，他們已然把市場看做是人類事務的首要機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論家都認為，人類行為之核心乃是物質主義、功利主義的，社會的道德價值和文化規範都是從它的經濟趨向派生而來或者引用明星麥當娜（Madonna）的話來說，我們都住在物質的世界裏，所以我是個物質女孩。

物質主義哲學深深植根於前啟蒙主義時代及後啟蒙主義時代。正如我們在第四章討論過的，洛克、笛卡爾、斯密和其他現代早期的哲學家們對教會以信仰為基礎的世界觀展開了一場迂回的攻擊。盡管他們行列裏有人宣稱對更高神權的忠誠，他們常常還是偏愛理性甚於信仰，並憧憬物質進步和塵世豐饒之鄉的前景，正如憧憬永恒的救贖一般。現代主義者相信，市場乃是人類精神的源泉，而文化則從中受益。他們先工作、後遊戲，並用功利主義價值替代了內在價值。

物質主義者把市場看成是關鍵的社會機制和人類關系的首要仲裁者。問題是，他們的分析並不符合人類發展史。據我所知，還沒有任何一種情況下，人們會首先走到一起來建造市場、開展貿易，然後再獲取文化身份。也沒有一個例子證明，人們首先走到一起來創建政府，然後再創造文化。首先，人們會創造語言，彼此溝通。然後他們再編造一個有關自己的故事。他們把自己的起源儀式化，想像一份共同的命運。他們創造行為規範，建立信任的紐帶我們稱之為社會資本並發展社會凝聚力。換言之，他們參與深度遊戲來建設他們共同的身份。只有當他們的團結和凝聚感有了充分的發展，他們才會建立市場、協調貿易、建設政府以節制各種活動。即使在現代早期，上升的資本家和資產階級建立起想像的民族主義，來把過去分散的民族統一在新的政治構造民族國家之下時，他們也必須深深挖掘過去，從各種地方文化的敘事裏借來零碎材料，制作民族起源的嶄新統一神話。

新技術在一個社會裏的開端同樣相當程度上受到文化意識的制約。例如，1831年歐洲人發明了外科手術用的氯仿麻醉。若幹個世紀前，中國人就發明了針灸，並把它用於麻醉。為什麽歐洲人從來沒有發明針灸，而中國人從沒發明氯仿？這是因為歐洲人和中國人有關空間、實踐和現實的觀念如此截然不同。

由於中國文化強調語境、整體思維、兩極互補、天人和諧，這就使它傾向於產生針灸一類的發現。歐洲思維更偏好歸納、分析和抽象，因此傾向於產生氯仿一類的發現。這並非暗示說，文化意識僵硬地預先決定了特定的革命式技術的進步，而是說，它影響到思想如何以特定方式看待世界，從而，它所導向的新發現也與人們對事物秩序的心理感知一致。

當然，文化意識並非一成不變。新的發現和發明在不斷修正時空意識，並能夠導致文化範式本身的改變，以及政治經濟秩序的變革。但是，我會認為，究歷史之終始，人們對現實的體驗開始於創造一個有關他們自己以及世界的故事，這個故事是某種文化基因DNA，在其後所有的進化式排列中發生作用。

要點是，文化不是、也從來不是市場或政府的延伸。毋寧說，市場和政府都是文化的延伸。它們是第二義、而非第一義的機制。它們有賴於創造者即文化的恩惠而生存。讓莫內也認識到了這一點，在20世紀60年代晚期承認：如果歐洲的建設過程能全部重新開始，從文化入手會更好一些。[1]

經過長期以來被市場和民族國家殖民的過程之後，公民社會伴隨著它基礎下更加深層的文化力量正推動著在公共生活秩序裏重建它的中心地位。正如所有的解放運動一樣，重新強調其重要性的第一個前提，就是擺脫目前已經成為其本質定義的多數語言。支持者們抱怨，公民社會決非許多學者們所說的那樣是第三部門，而應該是第一部門。相似的是，把民間團體歸類為非贏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令它們顯得不太重要，甚至僅僅是商業或政府機構的影子。新一代活動家更喜歡把他們的機構看作民間組織（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CSOs）。他們還把自己的活動定義為服務，而非誌願，以求點明它在文化發展和娛樂之中的重要性。

公民社會的活動範圍令人印象深刻。約翰霍普金斯非贏利部門比較研究計劃曾展開一場涵蓋22國的調查，它估計，公民社會部門所創造的價值達到了11，000億美元，雇用了超過1，900萬名全職有償工作人員。在這些國家裏，非贏利支出平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4.6%，而非贏利雇傭總數占到非農業工作的5%，所有服務工作的10%，以及所有公共雇傭總數的27%[2]。

數個歐洲國家如今為非贏利部門的雇傭水準超過了美國而自豪。在荷蘭，有償雇傭總數的12.6%是在非贏利部門；在愛爾蘭，工作者總數的11.5%在非贏利部門；在比利時，10.5%的工作者在這個部門；在英國，勞動力大軍的6.2%在非贏利部門；在法國和德國，這個數字是4.9%；意大利目前有超過220萬個非贏利組織，其非贏利部門雇傭了超過63萬名全職工作者[3]。

20世紀90年代，歐洲非贏利部門雇傭數量的增長比世界任何其他地區都更為強勁，在法國、德國、荷蘭和英國的平均增幅為24%[4]。僅僅在這些國家，非贏利雇傭總數的增長就相當於雇傭總數增長的40%，即380萬個工作[5]。

值得註意的是，在可獲得收入數據的10個歐洲國家裏，1990至1995年間，服務及產品報酬相當於非贏利部門總收入的三分之一乃至一半。就全球而言，在可獲得數據的22國中，非贏利收入的49%來自服務及產品報酬。在美國，非贏利收入總額的57%來自服務及產品報酬[6]。然而，來自慈善和公共部門的基金份額卻在許多國家下滑，這就驅散了人們長期以來篤信的神話，即：非贏利部門實際上依賴政府或私人的施舍來維持自身。

社區服務迥然有別於市場裏的勞動。一個人的貢獻目的在於提高共同體的社會資本。盡管這種活動常常也產生經濟效果，但它們對於社會交流而言是第二義的。目標並非在於財富的積累，而是在於社會凝聚力和安寧。

市場資本主義的基礎是亞當斯密的觀念，即共同利益的提高乃是通過每一個人追求他或她的自身利益；與之不同的是，公民社會的出發點乃是截然相反的前提通過每一個人為他人做出貢獻，實現更廣泛的共同體的利益最大化，從而也提高個人的福利。

在非人格市場力量組成的全球化經濟裏，公民社會已變成重要的社會避難所。人們在這裏創造某種親密和信任感，建立共同的目標和集體身份。對於一個日益由嚴格的商業詞匯來界定的世界而言，公民社會部門不啻於一服解毒劑。

過去20年裏，民間組織在全世界迅速發展。它們很大程度上是在回應全球化的新經濟，其中，市場力量更加遙遠，與當地社區無涉，而政府既變得太小，不能處理跨越國界、影響到全世界的問題如全球變暖、非法移民、電腦病毒和恐怖主義威脅又變得太大，不能適應當地街區和社區的需要。在一個企業和政府都缺乏這種能力的世界裏，民間組織賦予人們捍衛他們自身利益的力量。公民社會活動家認為，過度依賴解除了管制的全球市場會導致資本家不受約束的貪婪和掠奪，同時也把政府傳統的角色縮減到僅僅是再分配的代理人和社會服務的提供者。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對公民社會機構巨大的發展進行研究後得出結論：民間組織的成功來自於他們能夠填補由於市場和政府的失敗而留下的真空的能力。

民間組織比政府更加靈活，而比企業更加深深紮根於地域。公民社會的嘹亮口號是：全球思維，本地行動。民間組織常常跨國進行組織，代表的卻是當地街區和社區的利益。它們能夠既是跨國和全球的，也是社區和當地的，因此，在更加高密度、互相關聯的世界上，它們便成為理想的社會行動者，能夠解決人類所面對的無數問題。

給新的政治夥伴讓出空間

在各個國家及全球機構如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裏，民間組織都已設法爭取到更大的代表權。然而，本質上來說它們被容許參與的程度都還只不過是敷衍了事、顧問性的。歐盟是首個正式承認民間組織在公共政策網絡裏具有充分夥伴資格的政府。歐盟業已承認公民社會為歐盟治理的第三元素，認為它能夠提供國家、市場和公民之間的調解功能[7]。有一種日益廣泛的認識是：歐盟作為新型調控式國家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有賴於民間組織代表真正選民利益的有效性，這些選民所關心的問題跨越了地區、區域、國家甚至歐盟的邊界。民間組織把真正的參與式民主帶進了治理過程中，使他們成為新政治試驗裏關鍵的參與者。官員們明白，如果沒有他們的積極和充分參與，歐盟就可能會失敗。歐盟經濟與社會委員會（ESC）觀察到：歐洲治理中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保證組織起來的公民社會的有效參與。[8]

歐盟委員會主席羅曼諾普羅迪（Romano Prodi）[9]強調了這個新政治夥伴的重要性。他憧憬著歐盟機構、各國政府、區域和地區的權力機構、公民社會，都以新方式互相作用：在極其廣泛的議題上彼此咨詢；共同制定、執行和監督政策[10]。普羅迪主席將這種過程稱作網絡歐洲（network Europe）[11]。

盡管民間組織在公共政策網絡裏正式的代表權依然弱小，歐盟承認了三方夥伴關系的事實本身就擁有巨大的歷史意義。回想一下，民族國家從一開始就是商業利益的女仆，其使命就是保護財產權利，並創造對市場力量的地理擴張有利的條件。兩極政治商業和政府曾經是現代無處不在的現實。

如今商業力量已經突破了它們的國家界限，在全球競技場上展開活動，因此它們也就更無需依賴民族國家來保護財產利益了。的確，跨國公司如今能夠用一個國家來要挾另一個如果它們的利益沒有得到滿足的話，它們便威脅要把它們的業務轉移到別國去使得國家受到制約，越來越屈從於它們的商業計劃。並且，如果國家不能適應於跨國商業利益需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調控機構就會批準制裁、強迫服從。

商業和國家夥伴關系的解體已經削弱了國家、縮減了國家的權力。歐盟向公民社會的示好就是一種在全球商業時代重新獲取政治影響力的嘗試。通過放棄它們依然擁有的主權，把它們和民間組織的利益彼此匯聚在一起，民族國家能夠在更廣泛的地理競技場上集體行動，並且藉此更有效地和跨國商業機構磋商協約條款後者的權力已經令多數的單個民族國家相形見絀，其影響力也涵蓋了全球。
在普遍人權和地方文化身份間找共同基礎(1)回頂部章節目錄
過去30年間，最引人註目的政治變革就是公民社會部門日益介入了政治過程。公民社會裏出現了三種廣泛的努力。首先就是所有那些推廣宗教、教育和藝術的組織和活動；提供社會服務；關愛鄰裏和社區；鼓勵娛樂、體育和表演。多數情況下，這些活動都在國境內發生，通常也不帶明顯政治色彩。其次就是權利組織，它們的目標帶有更多的政治傾向，其活動多數情況下都指向國境之外，具有更加普世化的關懷。第三就是許多代表當地文化和種族亞群體利益的組織，它們的目的是維持自身傳統、儀式、價值觀，並在國內及國際上代表他們群體的利益，以保障他們的生存和發展。

民權運動、環境運動、女權運動、人權運動、窮人運動、和平運動、傷殘權利運動、同性戀權利運動、動物權利運動、消費者權利運動和反優生學運動，所有這些都重塑了政治景觀。公民社會運動超越了民族國家的地域邊界。它們的視野是普世的。它們的目標是全球的。它們尋求人類意識本身的改造對每一個人的權利及地球生命共同體的不可分割性的新意識。歐盟已經成為這樣一個場所，其中，這些運動的呼聲開始響徹政治權力走廊內外。

這些新型跨國民間組織在政治上活躍，並關註權利問題；但值得指出的是，首先在國際舞臺上打破民族國家至高權力的卻並非它們。更早的一代以技術和職業為基礎的跨國非政府組織為新選手鋪平了道路。在20世紀初至20世紀60年代迅速發展起來的成千上萬個非政府組織中，就包括了國際度量衡局、國際保護文學藝術作品聯盟、國際商業數據統計局、國際勞工局、國際農業協會和國際地震學協會等等[12]。

與它們誕生於20世紀60年代學生運動余波之中的關註權利問題的後繼者一樣，這些較老的國際非政府組織乃是基於個人參與、誌願聯合以及民主運作的。它們的目標是建立普遍的標準，管理某塊特殊領域、事業或活動。通過讓它們的標準被政治經濟領域裏相關的機構所接受並采納，它們尋求著影響政治和經濟的行為。它們代表了第三股力量，其計劃不具強制效力，其影響力則主要基於職業或技術的專長以及理性的行為準則。

新型的關註權利的跨國運動同樣尋求建立普遍的行為準則，它們的性質並非技術或職業的，而毋寧說是要管理人類行為本身。它們的合法性並非基於職業專長，而是源於內心深處所感覺到的人類良知。它們所求助的是人類的同情，而非理性的算計。它們的眼光專註於內在價值，而非功利考慮。它們的目標更少物質主義，更多理想主義。它們的努力目的不僅在於提高經濟增長，也在於提高生活質量。對它們來說，個人的改造而不僅僅是物質進步就成為了同等重要的進步標準。

關註權利問題的民間組織常常把它們的註意力集中在國界之外，而關註種族問題的民間組織則通常關註國界之內的特殊地區。種族民間組織的計劃有時候與歐盟的互補，有時候則彼此沖突。盡管歐盟的格言是差異中的一致性，遍布歐洲的亞文化卻常常是孤立、恐外的，對歐洲化和全球化對它們共同體產生的效果心懷恐懼。倘若關註普遍人權的民間組織更傾向於世界主義，地方亞文化卻常常會是防禦性的，更加傾向於築造壁壘而非消除邊界。

歐洲風景裏星羅棋布的許多亞文化面臨的困難是，它們的歷史深深植根於地域。在邊界迅速消失、流動性增加的全球化世界裏，受地域約束的亞文化常常感到四面楚歌。它們的恐懼和憤怒常常指向移民和避難者，認為他們威脅到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它們的被侵略感常常導致對外國人的仇恨及政治極右運動。

然而，地方亞文化特別是那些存在於宣稱代表了民族身份的更大文化圈之內的少數民族文化還是找到了與歐盟建立共同目標的理由。例如，蘇格蘭人和加泰羅尼亞人就把歐盟看成某種解放力量。成為更大的跨國政治實體的一部分，這賦予了它們在本國內更大的控制力。如今，依附於特定地理區域的地方亞文化能夠常常超越民族國家的限制，同歐盟層面建立起政治、商業和社會紐帶；與民族國家統治時代相比，這給予了它們更高程度的獨立自主。

歐盟設計者們開始感覺到與文化群體建立起來的潛在同盟，並開放了同地方亞文化之間直接的政治通道，以之作為一種軟化民族國家影響力的方式。前歐盟科學、研究、技術發展及教育委員安東尼奧魯伯蒂（Antonio Ruberti）總結了布魯塞爾對地方文化地位所懷有的種種復雜情感。盡管它在某些方面是個障礙，魯伯蒂表示，多數情況下，歐洲的多樣性都代表了一張王牌。[13]

權利組織和種族組織常常彼此交疊，並共享著某些目標。但是，權利組織和種族組織也常常彼此沖突。這是因為前者根本上代表著自由個人的全球利益，而後者所關註的是共同體的更加傳統的利益。例如，非洲的某些文化團體依然對女性生殖器官實行割禮，並把它看做是成年儀式。第一和第三世界的婦女組織都在尋求終結這道程序，宣稱它侵犯了女性控制自己身體的基本人權。她們控訴這種做法是男性束縛女性的一種方式。

令歐洲夢如此吸引人而又成問題的是，它尋求把普遍人權和更加狹隘的文化權利融合在同一政治陣營內。這與民族國家的目標大為不同，民族國家的目的僅限於保護個人財產權利、公民自由，以及把亞群體吸收、整合到單一民族身份之中。同時適應多元文化主義和人權並非易事。切記，文化共同體植根於家庭、廣泛的親屬關系，以及（或者）共同的宗教體驗，並通常與物理背景緊密相連。相比之下，各種人權運動卻是普遍而非特殊的。其重點在於個人而非群體。其背景是生物圈而非地域。

歐洲面臨著的真正問題在於：歐洲人民是否能夠擴展他們的忠誠和渴望，從特殊到普遍，從地區到全球？在這樣一個被種種忠誠分割的世界裏，是否可能共存甚至繁榮？一個人能否既是加泰羅尼亞人，同時又是西班牙人、歐洲人和全球公民？就地方文化感到受更強大的國家、跨國和全球力量的威脅而言，它們可能把自己的文化看做需要捍衛的財產，並更深地陷入古老的彼我對立思維之中。另一方面，就它們把歐洲化和全球化視為一種把自己從古老的民族國家重軛之下解放出來的方式，幫助它們獲得更大的獨立、控制力和進入外部世界的能力而言，它們可能會把自己的文化更多地看成有待分享的禮物，把它們帶進同他人之間更少敵意、更多合作的關系。顯然，網絡歐洲的觀念同後一場景更為協調。

哪條道路更可能盛行呢？眼下，排外與多元的文化學派都正在賽場上。未來結果如何，這個問題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兩種利益以種族或者以權利為基礎的利益是否能夠在從地方到跨國的舞臺上這片廣闊的地域裏，找到彼此之間以及同歐盟之間的共同基礎。倘若歐盟能夠推動各種利益在泛歐治理網絡裏進行合作，那麽，一種新型政治就將登上舞臺，它更加適合於應對全球化世界的挑戰。歐洲夢的成功在相當程度上依賴於建立這樣一種關系的能力，即文化身份、普遍人權和歐洲治理之間的結合天衣無縫，而非彼此矛盾。

歐盟和民間組織之間的新夥伴關系將被證明是難於管理的。我們需要記住，民間組織常常同政府就官方政策的問題產生意見分歧。反過來，政府常常把民間組織看做是對它們權威的威脅，並試圖削弱它們的可信度，使人們對它們的合法性產生懷疑。

因此，無足驚訝的是，歐盟並不總是張開雙臂歡迎第三部門的參與。正是由於它們的計劃的背後是兩股力量的結合，即公眾不斷施加的壓力和動員起來的廣泛支持，政府才被迫認可並保證它們在正式的公共政策辯論中占有一席之地。

前聯合國秘書長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把民間組織和運動的特點概述為當今世界上一種基本的公眾代議制形式。他說：某種意義上，它們參與國際關系保證了那些國際組織的政治合法性。[14]

盡管加利的觀點贏得了廣泛贊同，但它在許多方面依然不乏爭議。盡管聯合國大會允許民間組織越來越多地正式參與到國際集會中，聯合國安理會依然拒絕公民社會的參與，世界貿易組織亦然。某些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口頭上答應民間組織的參與，但通常限制它們扮演顧問的角色，常常離正式決策相隔數步。民族國家、省級和地方政府對民間組織應該獲得多少正式參與權的問題也是模棱兩可。多數政府大概都會希望把民間組織的參與限制在監督和反饋功能、動員人們支持政府提案，而正式的夥伴關系卻僅限於執行服務。但可以理解的是，民間組織希望能夠坐在決策桌上，發出平等的聲音，投票決定政策。兩個部門之間的緊張常常升溫並發展為街頭抗議。近年來，在全球政治論壇，以及在歐盟、民族和地區層面的大會和會議上，民間組織的抗議已經有顯著增長。

政府這方面的模棱兩可和積極分子日增的挫折感及憤怒中，許多都與彼此沖突的政治計劃有關。跨國民間組織運動利用它們的影響力，來贏得國際法內越來越多的對普遍人權及自然權利的認可，並努力讓政府對上述法律負責。它們的終極目標是創造新的全球政治場，把個人和自然都和全球契約及協議直接聯系起來。代表地方亞文化的民間組織從另一端蠶食國家主權。它們不斷尋找新的方法，以求保證更大的區域及地方自治，並在影響到他們共同體的決議裏發出更加獨立的聲音。民族國家感覺到，關註權利和關註亞文化的民間組織有時候影響到它們自己的主權和霸權，他們試圖或者吸收或者忽視積極分子們在政治進程中獲得立足點的努力。

另一方面，在吸收公民社會進入政治領域的問題上，歐盟已經顯示出多少更加開放的姿態，盡管即便在布魯塞爾，還是有少數抵制提高民間組織參與度的想法。歐盟願意和民間組織至少分享某些治理權的原因是，它們帶來了地方的、草根的信譽，而這正是布魯塞爾強烈渴望得到的，以求在一個被地方、國家、區域和全球力量分裂的世界裏有效地維持其合法性。

世界最有名的公關公司之一愛德曼公關公司（Edelman PR）最近展開的調查發現，特別是在歐洲的公共輿論領導者間，民間組織比起企業或政府部門來更受看重，並獲得了更高的信譽度。在歐洲，歐洲輿論領導者們有41%更傾向於民間組織，而只有28%更看重企業界，只有17%更看重政府[15]。然而，在美國，輿論領導者更加看重企業界和政府40%更看重商業，46%更看重政治機構，只有34%看重民間組織[16]。

當涉及信任問題時，歐洲輿論領導者們依然聲稱，他們對民間組織的信任超過了對企業界或政府。51%的輿論領導者說他們信任民間組織，只有41%說他們信任企業界，說他們信任政府的只有可憐的26%。再一次地，美國輿論領導者對政府和企業界表示出比對民間組織更大的信任，但是三個部門獲得的信任度差異甚微[17]。其他調查也肯定了類似的發現。

因此便不難理解，為什麽歐盟至少是試探性地接受了在歐洲決策網絡中與民間組織分享治理權的觀念。民間組織享受著廣泛的公共支持，並把新的參與式民主觀帶入了政治進程。歐盟常常因為無法縮小觀察家們所謂的民主赤字而遭到批評。由於歐洲公共輿論調查表明，歐盟只受到不冷不熱的支持，布魯塞爾的官員們接受民間組織進入泛歐決策網絡，便是只贏不輸之舉。

同樣重要的是，民間組織堪稱社會發動機，能夠在整個歐盟保持文化多樣性，並動員對普遍人權議案的公眾支持。它們深植於地理共同體內部，同時它們的活動又與區域之外，甚至歐盟邊界之外相連。它們是地方、跨國和全球的活動者，也是在致力於提高文化多樣性和普遍人權的問題上，歐盟調控政權的關鍵政治夥伴。

越來越清楚的是，在這個日益為跨國公司利益所主導的世界上，各級政府市政，區域，國家和跨國都不得不和民間組織建立深深的休戚相關的政治網絡，這樣，任何一方才能匯聚足夠的政治力量，有效地與商業競技場分庭抗禮。

註釋
[1]Nectoux,,Barrie,DanielaBerghahn,,U.K.:PeterLang,.

[2]Salamon,LesterM.,HelmutAnheier,ReginaList,StefanToepler,:..edu/~ccss/pubs/books/gcs

[3]Ibid.

[4]Ibid.Chart:ChangesinNonprofitSectorFTEEmployment,byCountry,1990-1995.

[5].

[6]CivilSocietySectorFTERevenue,byField,,/~cnp/pdf/comptable4.pdf

[7]Rumford,Chris.TheEuropeanUnion:APoliticalSociology.Oxford,U.K.:Blackwell,.

[8]EconomicandSocialCommittee(ESC).OpinionsoftheEconomicandSocialCommitteeonOrganizedCivilSocietyandEuropeanGovernance:TheCommitteesContributiontotheDraftingoftheWhitePaper.Brussels:EuropeanEconomicandSocialCommittee,2001.

[9]羅曼諾.普羅迪已於2004年卸任。

[10]Prodi,.BadHonnef.April6,2000.

[11]Ibid.

[12]Murphy,C.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andInternationalChange:GlobalGovernanceSince1850.Cambridge,U.K.:PolityPress,.

[13]Ruberti,,John,andJohnGregory,:ScienceMuseum,.

[14]Krut,R.GlobalizationandCivilSociety:.December9-11,.

[15]Edelman,Richard.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2002.

[16]Ibid.

[17]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