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美國的強硬派們大概會說，盡管歐盟可能是經濟的超級強權，但當涉及全球地緣政治的混戰世界時，它就成了政治侏儒。公平說來，保守右翼，包括多數布什白宮內部人士，都厭惡布魯塞爾思維。有人覺得歐盟軟弱，甚至本性陰柔，不能也不願為自己而戰鬥。在華盛頓，不論什麽時候討論轉到地緣政治時，都不可避免地有人評論：布魯塞爾抱怨美國動用武力的戰略以及以強淩弱的行徑，但卻似乎很心安理得地讓我們犧牲自己的青年男女，讓他們滿世界穿著制服，來保護歐盟的安全利益。

有些人認為，問題在於，冷戰結束後，美歐利益開始分岐。保衛西方抵禦蘇聯進攻的鬥爭曾經在半個多世紀裏把我們的人民團結在共同的事業下。蘇聯的衰亡令美歐紐帶不那麽重要了。此外，由於如今歐盟和美國在未精算的經濟力量上勢均力敵，因此可以理解的是，現實主義者們認為，兩個超級強權之間的競爭壓力導致了關系緊張，並給大西洋聯盟帶來分裂的危險。另一方面，更溫和的聲音可能認為，由於美歐經濟難以分割，所以盡管存在競爭的領域，但繼續保持和大西洋對岸的親密夥伴關系，將使我們所得遠多於所失。

我個人的看法是，美歐之間擴大的分歧主要是出於內心深處，而非實用性的。這與感受方式的差異有關，即：每個超級強權怎樣看待自己和世界的關系，以及彼此對未來前景所持的看法如何。

褫奪生命

美國和歐盟對如何處理外交政策的看法之間的思維鴻溝到底有多深？如果我們真的想要理解這個問題，最好的起點就是分析每個社會看待死刑問題的不同方式。正是在國家是否有正當理由褫奪人類的生命上，我們面對著兩種極端不同的觀點。由於戰爭無非涉及結束和犧牲生命，因此從歐盟對死刑的立場裏，我們得以管窺其對待外交政策和安全事務的態度。

沒有哪個問題比死刑更能讓歐洲人團結一致了。對他們來說，反對死刑乃是發自內心的感受，正如19世紀美國廢奴主義者反對奴隸制一般。的確，對一片如此習慣於壓抑他們激情的大陸來說，歐洲人對死刑表現出單純的憎惡情感，這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是難以見到的。不論何時美國死囚牢裏處決了一名囚犯，這在美國都幾乎不受關註，卻會引起整個歐洲的強烈抗議。不要弄錯這一點：歐洲人是21世紀的廢除主義者，他們決定對整個世界宣揚福音，永不懈怠，直到整個地球都廢除了死刑。

美國人大概會覺得難以置信的是，歐盟成員資格的申請國必須廢除死刑，作為加入聯盟的條件。這是被吸納入盟的條件清單中首要的一項。試著想像一下美國把反對死刑作為公民資格的一項條件吧！

為何如此熱忱？在整個20世紀的各國政府手裏，歐洲人親身經歷了如此多的人類死亡和破壞，因此國家保留處決一個人的正式權力的想法令人反感。在剛剛過去的那個世紀裏，超過1.87億人被殺害，其中許多是在歐洲[2]。對歐洲人而言，死刑不斷提醒他們過去的黑暗面，那段時期，政府時常命令千百萬人在戰場上、在從奧斯威辛到古拉格的集中營裏付出生命。

1983年，歐盟理事會采納第六議定書進入《歐洲維護人權及基本自由公約》，規定死刑非法，除非在戰爭中或在戰爭來臨之際發生的行為。2002年，歐盟理事會修改了第六議定書，無條件禁止死刑，甚至包括在戰爭中或戰爭來臨之際犯下的罪行[3]。

修改過的議定書成為愈演愈烈的紛爭主題。在世貿中心及五角大樓遭受襲擊後，法國、英國、西班牙和芬蘭表示，如果受懷疑的基地恐怖主義分子將在美國所提議的軍事法庭上接受審判並處以死刑，那麽它們將不會把他們引渡給美國，這使得美國與其歐洲盟友之間大動肝火[4]。想到一個恐怖主義疑犯，很可能要為厚顏無恥地屠殺3000人而負責，卻將受到歐洲國家的法律保護，這就令白宮、美國國務院官員和許多美國人都盛怒不已。

哪怕一個人對他的人類同胞犯下了最令人發指的罪行，包括種族屠殺，用歐盟官方的話來說，他或她依然享有內在的、不可剝奪的尊嚴[5]。歐盟認為，死刑是對人類尊嚴的否定，而歐盟作為擁有共同價值觀和原則的聯盟，後者乃是它的共同遺產的根本基礎[6]。這就意味著，如果阿道夫艾希曼（AdolfEichmann）納粹滅絕猶太人和其他種族計劃的設計師今天在歐洲接受審判並被發現有罪，他將被免除死刑（1961年艾希曼以反人類罪接受了以色列法庭的審判，被認為有罪，並在1962年施以絞刑）。

盡管許多美國人反對死刑，並同樣贊成它在歐洲的廢除，但大多數美國人三分之二並不如此，並很可能提出，殺人如麻者已經喪失了他或她被看做人類一員的權利[7]。

歐洲人認為他們對待死刑的立場處在他們新夢想的核心，並希望說服整個世界他們事業的正確性。下面是歐盟在一份官方備忘錄裏對死刑的看法：

多年以前，歐洲國家在實踐和法律中做出了一項的抉擇，為了人性，廢除死刑，因而培養對人類尊嚴的尊重。這是一項歐盟希望與各國分享的終極原則，正如它分享其他共同價值觀和原則，如自由、民主、法制和捍衛人權。如果它成功實現了這個目標，那麽歐盟和那些國家都將進一步推進人性的事業[8]。

歐盟備忘錄繼續說道，它邀請美利堅合眾國同樣地擁抱這項事業[9]。

這背後的吊詭之處在於，歐盟的絕大多數人民都早就摒棄了任何虔誠的基督教聯系，但就每個人生命的神聖不可侵犯而言，它卻似乎是從基督教教義停步之處接續前行。

許多歐洲人大概會不願意承認他們借鑒了基督教，但事實是，對死刑的反對根源來自《新約》教義。在基督的登山寶訓裏，他對信徒說：你們聽見有話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10]

基督甚至進一步說：你們聽見有話說：當愛你的鄰居，恨你的仇敵。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11]

不妨把歐洲人對死刑的反對與美國人的觀點相對照。在這個自認為全世界最虔誠的基督教國家，多數美國人都偏好《舊約》對死刑的態度。37%支持死刑的人說，他們這樣做是基於《舊約》的格言：以眼還眼。[12]

盡管當基督在十字架上瀕臨死亡的時候，他向上帝祈求原諒那些劊子手，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美國人卻遠沒有這麽容易寬恕。美國人對犯罪的態度本質上要更加具有報復性。調查表明，許多美國人相信判處死刑的人罪有應得。包括密歇根大學的心理學家理查德尼斯貝特（Richard Nisbett）和伊利諾伊大學的心理學家德夫科恩（DovCohen）在內的某些美國心理的觀察者相信，美國人的報復傾向至少部分來自在邊疆保護財產的需要，那時候財產權利還不大受保護[13]。每個美國年輕人都是看著好萊塢西部片長大的，片中常有這樣的故事：偷牛賊受到縣治安官的民防團和義務警員的追捕，最後被吊死在最近的樹上。

相反，歐洲人發自內心地反對報復觀念。歐盟解釋道：死刑不應當被看做是一種恰當的方式，用以補償受害者家庭的痛苦；因為這種觀點將把司法系統變成一種純粹工具，用於不合理的私人報復。[14]

基督教義的核心是對救贖的信仰哪怕是最為罪孽深重的罪人也能獲救。歐盟接受了這項最基本的基督教信仰，支持改過自新。歐盟宣布，繼續死刑將不符合所有歐盟國家的刑事司法系統所實行的改過自新的哲學，據此，懲罰的刑獄學目的之一就是讓違法者改過自新或重新融入社會。[15]

為了公平起見，我們應該指出，改過自新依然是美國刑罰系統所宣稱的目標之一，並且很多美國人都支持這項前提。但調查表明，許多其他的美國人正開始背離這項原則，對刑事司法系統所扮演的角色，他們的觀點正趨於強硬。考慮到對於人們如何定義他們自己以及所遵循的道德規範而言，改造還是報復的這個問題是多麽地根本，他們的態度在幾十年內的這種轉變是令人震驚的。當歐洲工業化世界的其余地區亦有潛在可能已經在過去的30年間廢除了死刑之後，美國正逆向而行。38個州如今允許死刑，而在過去29年間，800余人被處死。85%以上的行刑僅僅發生在過去的10年間[16]。

美國人對死刑的支持不僅反映了我們的邊疆傳統，即迅速、決絕的《舊約》式正義，同時也反映了美國人的末日論觀點，認為世界分裂為善惡兩股勢力。善將最終獲勝，但前提是必須受到國家正義力量的支持。盡管歐洲人也認識到世界上有些壞蛋，國家的力量有時候必須用來保障全體的安全和福利，但他們的起點卻是這樣一個前提，即國家力量的運用必須不得已而為之，並且只有在最反常的環境下才能夠考慮。

必須承認的是，並非所有歐洲人都反對死刑。某些國家裏，有相當可觀的人對此問題所持的看法和多數美國人相同。但是政治精英、輿論領導者，還有職業階層和中產階級，早就已經使天平向廢除國家批準的死刑方向傾斜。

因此，美國人指責歐洲人嬌縱罪犯，或者更糟，姑息罪惡行徑。歐洲人則指責美國無情、野蠻，批準國家執行死刑。所有這些激烈爭論背後是一種非常真實的差異，即兩個超級強權對他們生活在怎樣的世界、擁抱怎樣的未來的不同視角。

歐洲對廢除死刑的熱情與它普遍人權的夢想不可分割。如果啟蒙主義舊夢關註的是建立開化的舉止規範，那麽新的世界主義夢想關註的則是建立行為的移情準則。如果歐洲人接受了國家有正當權利褫奪任何人類生命的看法，這就將損害超越國家特權的普遍人權觀念本身。

然而，歐洲面臨的問題是它必須同時在兩個世界裏生活：日常的現實政治（real politik）世界，以及夢想中即將來臨的更美好的世界。保持它對未來的承諾，又能看到現實所提出的真正威脅，這是一項艱巨的使命。對歐盟來說，這項挑戰最難以應對之處，是當涉及構思一個外交政策計劃之時，歐洲人怎樣才能調整他們的立場，達到既不褫奪罪犯的生命，又能對敵人發動戰爭呢？

自行其是

布什政府對歐洲可感知的和平主義的回應是趨於現實。在一個多數人民相信以眼還眼的國家，毫不奇怪的是美國的外交政策乃是基於對付敵手的不同標準。美國的態度是舊式父權制和鐵拳正義的結合：報答我們的朋友，懲罰我們的敵人。

為了真正懂得美國外交政策的根源，歐洲人必須理解美國人對自主近乎執著的迷戀。對我們這個長期為兩大洋所包圍的國家來說，自由就意味著在一個充滿敵意、無法預料的世界裏自主。從年輕的共和國最早的歲月開始，美國對外和安全政策的主題就一直是不依賴或不受惠於他人，自我依靠。

兩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的外交政策向來是在美洲實行擴張主義，在世界實行孤立主義。美國甚至直到1917年才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即戰爭開始後的第三年，距離戰火平息僅一年時間。相似的是，美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發動後兩年才加入盟軍，並且還僅僅是在日本人偷襲我們在夏威夷的珍珠港海軍艦隊和航空機群後。

二戰以前，多數國家都同意霍布斯的理論，即人類行為本質上是侵略性、攫取性的，因此倘若它不受拘束，將會導致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只有通過建立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威，能夠對人民施加單獨統一的意誌，才能夠抑制暴力、保障物質進步。同樣的行為也存在於國家之間。因此，保持和平的唯一方式就是，或者以帝國或合縱的形式，某個國家獲得霸權，把意誌強加給其他國家；或者在排除這種可能的情況下，相對均勢的國家聯合起來，建立聯盟，保持勢力均衡，防止任何國家支配他國。過去300年的歷史充斥著一個強國獲得霸權、支配他國的努力西班牙帝國、奧匈帝國、波旁和拿破侖帝國、德意誌第三帝國還有蘇聯，這些都湧入腦海。所有這些努力都毫無例外地導致其他國家以聯盟的形式進行對抗，挑戰霸權。我們曾經在第七章簡單討論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協議剝奪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權力，後來，在拿破侖戰敗後，維也納會議也推行了類似的勢力均衡。

有關對外關系的古典自由主義理論給霍布斯式場景提供了某種替代品。它來自啟蒙主義思想，即最能提升物質私利的是開放的市場和貿易的自由化，包括國內和國外。自由主義理論家不同意霍布斯戰爭乃是人類的自然狀態的思想。他們寧可認為理性的私利乃是首要原動力，而經濟效率是人類行為的推動力量。他們的想法結合了洛克的財產權理論、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觀念以及對代議制民主的資產階級信念。自由主義者把自由市場看做是事物的自然秩序，相信，倘若它不受阻礙、得以繁榮，它就將阻止各國陷入噩夢式的霍布斯世界。英國人首先把自由主義理論運用於外交政策。以自由貿易的名義，英國人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成為世界霸主，但這只激起了其他國家的怒火，特別是德國，它決心不在世界舞臺上被邊緣化。

二戰之後，美國和蘇聯作為世界超級強國出現。沒有哪方能夠把意誌強加於另一方、成為霸主。然而，雙方都意識到，它們的命運在於動員世界上盡可能多的國家站到它們的旗幟下。盡管雙方都在亞洲、非洲和中東尋覓盟友，但它們首要的勢力鬥爭還是在歐洲打響。蘇聯憑借武力向中歐和東歐施加它的意誌。相反，美國卻依靠推進開放市場和自由貿易的自由主義教義，開始實施一系列的提案來復活西歐經濟，企圖建立充滿活力的大西洋夥伴關系，達到既能夠阻止蘇聯推進，又能促進美國的經濟利益的目的（我們曾在第十一章裏討論了各種制度化的提案，包括馬歇爾計劃、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和北約的建立，等等）。

隨著20世紀80年代末蘇聯的解體，美國政府加重了它對自由主義外交政策的承諾。喬治布什和比爾克林頓總統都推動了貿易的進一步自由化，其長遠的希望是建立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由美國的經濟強勢所主導。

隨著2000年喬治W布什總統的上臺，美國對以聯盟為基礎的多邊外交政策的承諾發生了急劇轉變。保守主義政客和極右翼理論家業已作了多年準備，為此打下了基礎。20世紀90年代，許多前裏根政府的人士開始一項策劃影子外交政策（shadow foreign policy）的任務。他們建立智囊團、出版書籍、發表文章、成立特遣部隊、發布白皮書，所有這些都在批評他們認為是失敗的對外和安全政策。保守主義者們認為，美國利益沒有得到好好維護甚至遭受了損害，因為政府進入多邊全球協議、聯盟和承諾將使得我們被其他人的意誌束縛，而他們的利益並不總是和我們自己的一致。保守主義者希望回歸到早期的美國外交政策，它以自主為基礎，以軍事力量為後盾。他們認為，這曾在19、20世紀裏出色地為我們效勞，保護了我們在美洲半球的關鍵利益；而在全球劇場裏，它也將再度完成同樣的使命，因為我們擁有無可匹敵的經濟和軍事優勢。

某些批評家大聲警告，倘若新保守主義者重新上臺，美國將把它的命運托付給激進的外交政策，這與美國的歷史角色不一致。這些批評家弄錯了。在美國歷史的多數時間裏，有關美國應該如何指導外交政策的問題上，保守主義的觀點乃是標準。只有在二戰結束到冷戰結束的短短50年跨度裏，美國才脫離了它的歷史遺產，建立了與世界其他國家的多邊關系。

當歐洲知識分子指責當前美國領導人執行的是牛仔外交時，他們正確無誤。美國的外交政策傳統緊跟著美國夢的腳踵。我們眼裏的高貴美國人是：一個男人或女人，獨自站在一個充滿敵意、不可預料的世界上，但是能夠通過純粹的毅力和意誌，馴化蠻荒，抑制邪惡力量，創造出一片秩序井然的孤島，把世界變成安全的生存之地。每部美國西部小說和電影都美化著這個故事。我們認為自己是這種人：一個心底簡單、善良的民族，挺身而出反抗邪惡，擁護每個人獲得自由的權利我們將自由定義為獨立自主。為什麽我們要追隨一種違背內心自我的外交政策呢？

甚至在恐怖主義分子襲擊世貿中心雙塔和五角大樓之前，喬治W布什政府就已經把美國的外交政策轉舵回歸到它早期的自行其是（going it alone）的理想了。美國開始解除它先前做出的全球性承諾，並抵制新的全球提案。

美國政府做出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的逆轉：拒絕簽署旨在控制溫室氣體的《京都議定書》，對《國際地雷公約》和內容廣泛的《禁止核武器試驗條約》說不，並撤銷了《反彈道導彈條約》，盡管幾乎所有國家都對這些公約表示了支持。並且，作為對全球公意的最後回絕，美國拒絕支持國際刑事法庭，這個法庭約束世界各國遵守保障普遍人權的強制性標準。

大逆轉的形成源流深遠。1992年，當今的副總統迪克切尼（Dick Cheney）還是國防部長的時候，五角大樓準備了一份草案，概述哪些將成為10年後美國外交政策的奠基石。五角大樓的白皮書直言不諱地宣稱，美國政府必須阻止發達工業國家挑戰我們的領導權，甚至追求扮演更重要的地區或全球角色[17]。五角大樓報告說，關鍵是，美國保留超越他國的責任，處理那些錯行，它們不僅威脅到我們的利益，也威脅到我們盟國或朋友的利益，或者可能嚴重擾亂國際關系[18]。

對世貿中心雙塔和五角大樓的襲擊給了切尼勢力一個機會，使他們得以實施10年前制定的美國外交政策藍圖。據白宮表示，新的國家安全戰略是：美國政府將保持任何必需的軍事力量，保證沒有其他國家能夠把自己的意誌強加於美國或其盟國，並將阻止甚至預防任何潛在敵手建立自己的軍事力量來挑戰美國的努力[19]。

2002年6月，在美國西點軍校畢業典禮上，布什總統明白宣稱：美國人擁有並意圖保持不可挑戰的軍事力量從而使以往時代的軍備競賽不再具有任何意義，國家間的競爭將局限於貿易和其他和平事業。[20]總統的講話是經過精心斟酌的，目的在於讓全世界知道，從今往後，美國將利用它龐大的軍事機器成為無法挑戰的霸主，並且，它將不會讓自己受到多邊承諾和協約的壓制，也不會承擔聯盟的重負，因為聯盟要求經過共同商討和達成共識後才能采取行動。

新單極政策背後的許多原因都是後911時代美國身處的新環境所導致的。布什政府認為，在一個受到全球恐怖主義襲擊的時代，一支軍事力量必須隨時準備，一旦有所察覺，便打擊世界任何一個黑暗角落。[21]因為不可能知道恐怖分子會在什麽時間、什麽地點發動攻擊，美國就必須做出選擇，把預防性的行動當成一種自我保護的形式。美國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ield）是這樣描述美國和整個世界面臨的新形勢的：我們不知道我們所不知道的東西。[22]設若如此，美國就必須在被攻擊之前進行攻擊。白宮的後911安全戰略在這一點上毫不含糊。在2002年9月發布的國家安全指示如今已經很著名了裏，布什政府宣布：為了阻止或者預防我們敵人的敵對行為，美國將在必要情況下先發制人。[23]

美國政府擔心恐怖分子可能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隨意發動攻擊，因此聲稱，它別無選擇，必要情況下只有單獨判斷何時美國主權蒙受了危險，並據此展開行動，而無需咨詢或事先獲得他國政府的同意。根據新政策，美國取得了幾乎絕對的自由行動權，能夠侵略任何國家，只要它被懷疑藏匿或資助恐怖分子，或者發展可能流入恐怖分子手裏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種新的外交政策，委婉地說，可以被叫做是預防性自衛（anticipatory self-defense）。批評家認為，這種政策堪稱矛盾修辭，威脅到破壞整個二戰以後的協約體系，後者體現在《聯合國憲章》第二、第五十一條，它們規定一國攻擊他國為非法，除非首先遭到攻擊，並且僅限於自衛[24]。

美國反對說，如果它被迫等到擁有足夠的劣跡證據，或者等到獲得了聯合國安理會的一致同意，可能就已經來不及自衛了。問題正如約翰伊肯貝裏（G. John I kenberry）在《外交》（Foreign Affairs）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樣，如果美國感到自己能夠采取這種方針，就沒什麽能夠阻止其他國家做同樣的事情[25]。伊肯貝裏雄辯地問道，美國是否願意這種學說掌握在巴基斯坦、甚至中國或者俄羅斯手裏呢[26]？

政治觀察家們猜疑，美國及其最親密的盟友歐盟是否正開始以某種根本的方式產生分歧、分道揚鑣，而答案是絕對的是。美國的外交政策尋求復活早先時期的現實政治，並要求擁有自主的權利和義務，在它認為恰當的時候，保衛它的國土及人民。如果它認為某項國際協議可能妨礙它眼裏的自身關鍵利益，也不認為自己有義務提出抗議。布什政府的中堅分子甚至根據哈佛的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的說法，進一步宣稱：美國憲法不容屈服於任何更高一級的法律，例如國際法，也不允許把主權轉讓、共享或委托給任何國際組織。[27]

美國政府中的許多人都不會同意這種過激的言辭。但現實依然是，倘若布什的原則被推到邏輯極端，那麽就將使所有的國際公約和承諾淪為美國主權的附庸，而美國主權將成為其國家行為的終極裁判。

分歧的世界觀

和歐盟的25個成員國家的外交政策傾向相比，美國的外交政策落後了數光年之遙。這些國家日益擺脫了民族國家主權的歷史遺產，傾向於根據約束它們的國際法，協同一致行動。歐洲夢是包容性的，而不是自主性的。它們尋求在一個由共識（consensus）統治的世界裏生活。對它們來說，美國的自行其是政策不啻於詛咒，因為它們已經付出了極大努力來邁出每一小步，以共同分享它們的利益和集體的命運，但這一政策則威脅到要打散它們的步驟。它們擔心美國對國際準則和協議的輕蔑將開啟通向霍布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的世界，一個它們曾希望遺留在上一次世界大戰灰燼中的世界。

有些人會說，且慢難道不是也有許多歐盟成員國加入美國的自願聯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占領伊拉克，從而它們的行動可能違背國際法、更不必說歐盟自己的統治原則嗎？或許吧。但有趣的一點是，在入侵伊拉克後，歐盟內部的分裂成為大量自我反省的主題。它非但沒有像某些人曾預言過的那樣導致不可調和的裂縫和解體，反而產生了相反的效果。各成員國開始問道，它們怎樣才能加強共同的對外和安全政策，才能保證它們不再重復過去那些日子裏發生過的場景，導致美國入侵伊拉克的結局呢？

主權問題從根本上區分了美國和歐盟，也區分開一個較舊的美國夢和一個多數歐洲人共享的新夢想。我們向誰獻上最高的忠誠？在全球化的世界裏，誰又握有權威呢？美國人退縮回一個先前的時代，那時候，效忠的是民族國家，而最高的權威屬於主權政府。國家把所有權利授予公民，並決定國家在國際共同體中的角色。再無更高權威。在民族國家範圍內，人民被賦予了民權（civil）、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這給了他們獲得財產、追求幸福的機會。

歐洲夢要世界主義得多。盡管歐盟成員國保有一定主權，它們的公民也同樣受到普遍人權的限制，它淩駕於主權國家的特權之上。如果美國絕對國家主權的觀點流行，整個普遍人權觀念新歐洲夢的基礎建築將會坍塌。在一個最高權威屬於主權國家的世界裏，普遍人權只是贗品。倘若民族國家握有最高的主權，如布什政府的許多人相信的那樣，那麽，人權就不可能是普遍的，因為它們的可行性將有賴於受地域限制的政治機構的心血來潮。

一個奇怪的矛盾是，在一個日益全球化的世界裏，各種類型的地理疆界都在放松控制或徹底消失，但美國政府卻在加強它的主權觀念，恰與它身邊發生的一切形成對照。但這是因為，夢想不那麽容易死亡。我們是一個不喜歡由任何人告訴我們該做什麽的民族。我們喜歡認為，我們能夠在世界上闖出自己的道路，不受外來幹涉。我們甚至不喜歡自己的政府來告訴我們該幹什麽、不該幹什麽。我們為什麽要更樂意由一種外國勢力來決定我們的行為準則呢？我們的自力更生和自主意識是深刻的，深入我們存在的骨髓。

只要想想受到他人意誌的限制，就會引起美國精神本能的反對。約束可不是我們的專長。事實上，正是缺乏約束，美國生活方式的開放性，才讓我們實現了自己的夢想。向他人意誌低頭，這對美國頭腦來說似乎太恭順、太屈從。布什總統不管我們的歐洲朋友們對他的智力證書有怎樣的看法是理解美國心理的。在他2003年國會報告裏，布什總統告訴美國人民：這個國家的道路不依賴他人的決定！[28]

大體而言，美國人對國際法懷抱著混雜的情感。調查表明，多數美國人支持我們在聯合國的成員資格，並願意美國加入國際協議。2002年秋，即襲擊世貿中心雙塔和五角大樓一年之後，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組織的一項綜合調查發現，61%的美國人傾向於以多邊主義態度處理外交政策，而65%的美國人說，只有獲得聯合國同意、盟國支持，美國才應該入侵伊拉克[29]。然而我會提出，在這個方面，美國的情感和我們歐洲朋友相比還是薄弱的。僅僅在調查進行6個月後，多數美國人都堅定地站在布什總統身後，支持在沒有聯合國授權的情況下向伊拉克派遣軍隊的決定。美國入侵伊拉克期間，72%的美國公眾說，他們同意派遣軍隊，只有25%說他們反對侵略[30]。盡管某些美國人走上街頭進行抗議，但和整個歐洲爆發出來的反對美國入侵的情感相比，他們的人數依然不多。

事實上，有關怎樣才能最好指導外交政策的問題，美國人產生了深深的分裂。當涉及外交政策時，人數可觀的少數派，主要在這個國家的東北和西北部地區，想法更像歐洲人。他們的觀點更傾向於世界主義。而南部、西南部、中西部和落基山脈地區其人數占到穩定的多數更傾向於認同美國的邊疆思維，偏愛在必要的時候采取自行其是的態度保證美國在海外的自身利益。

相似的是，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報告，75%的美國人相信全球變暖是重要的問題，並且多數人同意美國和歐盟一起批準《京都議定書》[31]。但即便是這裏，現實也稍有不同。美國選民反對政府立法迫使汽車制造商提高燃料效率標準，如果這意味著他們必須開更小型的汽車的話；多數人反對哪怕適量增加燃油稅在所有主要工業化國家裏，美國的燃油稅最低。

或者，考慮一下美國人對國際刑事法庭的意見吧。71%的美國人說，他們同意批準這份協議。但是，當克林頓政府示意，若要美國批準協議，必須以美國軍隊免於受司法實體起訴為條件這根本是對協議理念的嘲諷的時候，競選講壇上卻幾乎聽不到一絲反對的聲音[32]。絕大多數美國人同意克林頓政府的立場。盡管71%的法國選民、65%的德國公眾、52%的英國人民說，國際刑事法庭應該擁有以戰爭罪的名義審判他們國家的士兵的權力，但卻只有37%的美國人說國際刑事法庭應當擁有司法權，審判被指控犯下戰爭罪的美國軍隊[33]。我曾有一段日子忐忑不安，夢想著美國公眾可能允許國際刑事法庭以戰爭罪審判美國士兵。

政治科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寫道：美國人傾向於無視任何高於民族國家的民主合法性來源。[34]歐洲人的想法卻不同。當歐洲國家正把越來越多主權讓渡給歐盟和國際實體時，美國人卻正逆向而行。這是因為歐洲人感到，通過與他人之間的包容性和交融感，他們提高了自己的自由度；而美國人卻感到，把最高統治權利讓渡給超地域的協議和機構會削弱我們的主權，並導致個人自由的喪失。

歐洲的永久和平夢想

那麽，歐洲的對外和安全政策看上去是什麽樣子呢？對剛接觸到它的人來說，它與人類歷史上此前的任何事物都完全不同，以至於需要人類想像力的跳躍才能夠思考它。歐洲的外交政策乃是基於散播和平，而非聚斂權力。

歐洲人鄙棄了多少世紀以來主導著外交政策的那種強權政治，因為它已經導致了全世界如此之多的死亡和破壞。歐洲領導人雄辯地問道：還有誰比我們更清楚地知道，如果各國試圖通過高壓和武力把它們的意誌強加於他人，將會產生怎樣可怕的後果呢？而對那些聲稱人類行為不可能改變的人，歐洲人反駁道：看看我們在歐洲取得了怎樣的成果！在多少世紀的自相殘殺之後，25國放下了武器，攜起手來，發誓再也不彼此發動戰爭。德國外交部長約施卡菲舍爾（Joschka Fischer）說出了許多歐洲人的心聲，他們決定不再容許國家間的競賽淪為公開的戰爭。回顧現代民族國家的盛衰史，菲舍爾說，歐洲如今正踏上不同的未來之路：1945年以後，歐洲概念的核心就是、並依然是拋棄歐洲的勢力均衡原則，以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之後冒出來的個體國家的稱霸野心。[35]菲舍爾和其他歐洲領導人承諾，要把浸透著霍布斯式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的前景的舊意識形態，用新的永久和平的前景取而代之。

新歐洲夢有著古老的根源。1795年，德國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發表了《永久和平：哲學綱要》（Perpetual Peace: A Philosophical Sketch）一文。盡管它在當時不引人註目，這篇文章卻在二戰後獲得新生，並成為新的歐洲先驅們近乎《聖經》的參考資源。康德想像著一個世界共和國帶來的永久和平的國度。康德相信，一旦世界各國接受了代議制統治形式，這樣一個國度就可能實現。康德想，民主原則的傳播鼓勵了合作，抑制了沖突，並為世界主義秩序奠定了基礎。

盡管歐洲人並不贊成世界政府，他們的確相信民主推動力的深化將導致人們用新的方式對待他人這種方式的基礎是互相尊重、移情以及對他者的認可。這就是為什麽歐洲領導人偏愛協商而非最後通牒，調解而非反唇相譏，合作而非相互競爭。

歐盟委員會主席羅曼諾普羅迪說，歐盟的目標是建立歐洲大陸上的超級強權，能與美國相抗衡[36]。許多美國政治觀察家都擔憂，像這樣的說法預示了歐洲和美國之間新的沖突時代的開始，並警告美國必須小心提防，加強警惕，以免歐洲成為新的霸主，威脅美國的自身利益。他們誤解了普羅迪先生所說的超級強權的意思。對全球化社會裏超級強權應該由什麽構成，歐洲人的見解完全不同。仔細聽聽普羅迪主席是怎樣解釋歐盟試驗的成功的吧。他寫道：

奠基之父們的天才在於，他們把極高的政治雄心轉化成了一系列更加特殊、幾乎是技術性的決定。這一間接的進路讓進一步的行動成為可能。聯合是一步步發生的。我們從對抗發展到在經濟領域合作的願望，然後再發展到一體化。[37]

對普羅迪和其他歐洲領導人而言，超級強權的地位乃是來自擴展合作，而非擴大統治權。這種新型強權的區別性特征並非武力，而是磋商的技巧，以及進行對話和化解沖突的坦誠。這就是為什麽過程對這種新政治如此重要。歐洲夢的精華在於：戰勝野蠻的權力，確立道德良知為治理人類家庭事務的操作原則。

多數美國人認為這種觀點過於感情用事、不切實際。歐洲人說，恰恰相反。新歐洲夢並非幼稚的產物，也並非由盲目樂觀的白日夢激發，而毋寧說來自一種意識，即對人類能夠給他們的人類同胞帶來痛苦這種野蠻行徑的純粹厭惡。新的歐洲試驗是一種嘗試，意圖超越人類過去之最惡劣的殘跡；引導它的並不是一種充滿渴望的思維，而是對人類處境冷靜的評估。

如今歐洲已經表明，它的政治新視角能夠對25國有效，代表4.55億人，因此便急於和世界的其他地區分享它的實驗。普羅迪主席的歐洲超級強權的想法相當新穎，非同尋常。他相信歐盟在世界性的治理中會扮演一個角色把歐洲經驗變成世界其他地區效法的楷模。普羅迪帶著自豪感談到，在歐洲，法律的統治已經取代了粗野的權力互動強權政治已喪失其影響力。他相信，通過成功的一體化，我們正向世界展示，創造一種獲得和平的手段是有可能的[38]。

在一次有關歐盟是否應該成為超級強權的公共輿論調查中，65%的歐洲公眾說，他們傾向於歐盟與美國勢均力敵。但當問及他們為什麽傾向於這一方針時，他們給出的答案是：這將允許歐洲更有效地和美國合作，而非競爭。甚至在多數美國人覺得時常與美國不合的法國，90%的公眾傾向於歐盟成為超級強權，而壓倒性的多數認為，倘若它能獲得和美國更加平等的地位，歐洲就能更親密地與美國合作[39]。

相反，美國人對歐盟是否應該成為超級強權的問題懷著極其不同的態度。52%的美國人說，美國應該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強國，只有33%的人說，他們傾向於歐盟享有超級強權的地位[40]。歐洲人把他們的超級強權地位看做是一種在世界舞臺上加深合作的方式，而美國人卻認為超級強權地位可能威脅到美國對世界的主導權。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總結了歐洲人和美國人看待他們在世界上地位的方式之間日益擴大的差異。他寫道：

在至關重要的權力問題上權力的效用，權力的道德，對權力的渴求美國和歐洲的視角是分歧的。歐洲人正掉頭離開權力，或者換句話說，它在超越權力，進入一個法律和規則、跨國談判和合作的自足世界。它正進入一個和平與相對繁榮的後歷史（post-historical）天堂，即伊曼努爾康德所說的永久和平的實現。同時，美國卻依然身陷歷史的泥沼中，在一個無政府的霍布斯式世界裏行使權力，其中，國際法律和規則是不可靠的，而真正的安全以及自由秩序的自衛和推進依然有賴於控制和使用軍事力量。[41]

可以理解的是，當就國防開支的問題咨詢歐洲人意見時，只有19%的人同意增加開支，而33%的人希望削減軍事花銷，42%的人希望保持目前的低國防預算。相反，44%的美國人願意增加軍事開支[42]。這並不是說歐洲人不願意花錢而是說，他們願意把錢用來支持他們有關如何指導對外和安全政策的完全不同的觀念。

在2000年6月發表的講演裏，歐盟對外事務專員彭定康（Chris Patten）勾勒出歐盟21世紀外交政策的前景。他說，歐盟的外交政策應該忠於那些賦予它本土關系以活力的價值觀，並且發揮出它的力量。彭定康提醒他的歐洲同胞們，盡管歐盟有架設和平之橋的高蹈言論，但卻無力阻止20世紀90年代毗鄰的波斯尼亞或科索沃的糾紛，並且只有依靠美國的軍事幹涉才阻止了沖突。歐洲怎樣才能阻止未來再次出現波斯尼亞和科索沃呢？彭定康說，答案在於：未來要更先發制人，在敵意爆發之前，把不安寧的國家和地區帶進和歐盟的有效對話和積極合作之中。這就需要，彭定康說，運用一些工具，例如貿易、外部援助、環境合作、競爭政策等等，這些都關系到共同體的能力。[43]

和普羅迪一樣，彭定康相信，歐盟應該把它多邊合作的地區經驗應用到更廣闊的世界舞臺上。彭定康註意到，歐洲的一體化模式正鼓舞著從亞洲到拉美的區域試驗，並且說，歐盟的雄心必須是向海外呈現我們自身模式的精華。即，我們的公民社會感。[44]

美國的外交政策分析家們並不買這種想法的賬，即壞蛋也總是可以和他說理的。他們問：彭定康先生將怎樣建議和朝鮮和伊拉克這樣的政權打交道？或者是和那些問題地區，那裏，長期形成的偏見和憎恨如此根深蒂固，因此顯得無可挽回，例如巴以沖突。彭定康以歐洲自己過去的經驗為例進行反駁。他令人信服地辯道：歐洲的一體化表明，經過世世代代的偏見、戰爭和苦難之後，妥協和調解是可能的。

哈佛教授小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Jr.）把歐盟共同對外和安全政策的新進路描寫為軟權力（softpower）的運用，並將其定義為拉攏、而非強制人民。奈伊說：

當涉及推行外交政策的問題時，一個國家或許可以在全球政治裏取得它所需要的結果，因為其他國家想要追隨它、尊奉它的價值觀、效法它的楷模、渴望達到它的繁榮和開放水平。在這種意義上，確立全球政治計劃、吸引其他國家的重要性，就不亞於通過威脅或使用軍事、經濟武器來迫使它們改變[46]。

長期以來，美國的軟權力是世界其余地區的磁石。我們的民主價值觀，我們的多元文化起源，我們的開放，我們敢作敢為的態度，我們的樂觀主義，我們的革新精神和創造力，我們的繁榮昌盛，這些把世界吸引到我們的海岸。我們鼓舞著其他人。不少美國的軟權力財產都開始貶值。越戰期間，其他人開始喪失對美國模式的信念。在後911時代，世界公眾輿論開始戲劇性地轉而反對美國政府的全球政策。不論是否有道理，許多人把美國看做是傲慢的惡霸，對其他人的聲音和意見漠不關心，對影響世界其余地區的系列問題不負責任。根據時代歐洲網站（TimeEurope.com）的調查，87%的歐洲人認為，美國在2003年給世界和平帶來了最大的危險[47]。相似的是，2002年蓋洛普在36國展開的國際調查報告說，接受調查的國家裏，23國人民更傾向於認為美國的外交政策對他們的國家產生了消極而非積極的影響[48]。這種態度對多數美國人是沈重的打擊。我們總是認為自己是正義的擁護者、和平的創造者。整個世界在評價我們的時候，怎能錯得這麽離譜？

應當指出，盡管世界公眾輿論在評價美國政府的時候，壓倒性地持否定態度，但對於美國人民和我們的生活方式則更加稱許，盡管即便是這一點上，我們的軟權力也在遭到侵蝕。盡管有許多因素吸引他人來到美國，但對於美國顯現出的自私和粗野也有一種日益增強的不安。比如說，我總是被歐洲人質問，為什麽美國人堅持要駕駛大型、耗油的汽車，汙染這個世界。或者，為什麽美國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卻只給窮人如此之少的幫助。或者，為什麽美國人有這麽多槍支，為什麽美國街道上有這麽多的暴力和流血事件。

不必說，全世界的人都喜歡美國的音樂、美國的影視、美國的服裝和消費的生活方式，還有美國的教育。然而，他們不太贊同美國和世界其余地區的相處之道，並且警惕著他們所察覺到的美國文化裏浸透著的自戀和無法無天感。

相反，歐洲的軟權力卻顯得正在增值。甚至我的許多朋友會時常說：為什麽我們不能夠在價值觀和態度上變得更像歐洲人呢？並不只是這麽簡單。歐洲不值得羨慕之處還有許多。刮開表皮，人們就能發現許多歐洲人身上的精英主義和優越感，特別是在專業階層身上，這在他們的美國專業階層同僚身上是看不到的。並且，盡管歐洲街道上暴力要少得多，青年匪幫卻正變得更加盛行，犯罪也正在升級。當涉及歧視少數族裔的問題時，歐洲人要比美國人嚴重。反猶主義和對移民群體的不寬容大量增加，這是令人不安的。然而，歐洲人還是看上去更貼近那些變化的脈搏，它們正把世界改造為全球化社會。200余年前，正是年輕的美利堅合眾國，憑借它的民主夢想和每個人追求幸福的不可分割的權利，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如今，世界的目光正在更多地被歐洲所吸引，因為它強調包容、文化多元、普遍人權、生活質量、可持續發展，以及和平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