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我的父親彌爾頓生於1908年,科羅拉多州丹佛市。三年後,我的母親維薇特出生在得克薩斯的埃爾帕索,緊鄰墨西哥。他們成長之時,最後的牛仔依然在這片土地上漫遊,盡管已經人數不多;邊疆在人們腦海中也仍舊鮮活。我的父母親都是西部人。他們被某種特殊的基本信仰所哺育,那就是我們後來所知的美國精神。我父母親的世界觀十分簡單,正是邊疆思維(frontier mentality)的產物。晚上,媽媽會把我塞進床去;她從來不給我念妖精或仙女之類的童話故事,而是將我當天的活動歷數一遍,哪些事情做完了,哪些還沒做,總是讓我對明天將要來臨的了不起的大事兒滿懷憧憬,簡直急不可待。母親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運。我們都是被選來完成分內的事業,對世界做出某種貢獻的。但她認為,命運並非定數,而是等待著被人們抓住、被人們實現的機會。一個人能否實現自己的命運,就看他或她相信自己能夠改變世界的信念有多強了。
母親利用一切機會,向我灌輸這條指導著她以及她的時代裏無數美國人生活的原則。她會對我說:傑裏米,你在美國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你可以成為你想成為的人只要你的意願足夠強烈。在我母親看來,個人意誌力足以開啟通向未來一切可能性之門。只要你相信自己,她會這樣說,你就能移動大山。當然,我母親這代人和美國西進的過去猶隔未遠,所有這些信條對他們來說都不過是常識而已。50年後,這些訓誡都逐漸淡出了集體記憶,教育家、心理學家和父母們卻都開始通過名為自我重視的課程或教導,用一種更系統的(倘若不說是更人為的)方式把它們重新引介進來。然而,在這新的刻意經營的語境中,這類練習卻收效甚微,大概是因為缺乏任何一種歷史語境或使命感的緣故。自我重視開始意味著自我感覺良好,並常常沒有任何特別目的。
借助母親提供的靈感,我的想像得以飛翔;而父親則為我提供了使夢想成真的方法,即美國的現實主義及實用原則。他會這樣說:孩子,不少人都夢想著做出偉大的業績;但把空想家和實幹家區別開來的卻是訓練和勤奮工作。然後他總不忘加上自己對成功可能性的數據統計認識:孩子,不要忘了,一個人能取得成功靠的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奮和百分之一的天分千萬記住,沒有人會把成功遞到你手上,也不會有天上掉這就是美國信條!這些就是至少直到近來,伴隨多數男孩子(女孩較少)成長的格言警句。我曾經問過許多歐洲朋友,他們的父母是否向他們傳達過類似的教誨,結果卻只招來困惑不解的表情。所以,我猜想這份特殊遺產可算是美國獨有的。
說來有趣,盡管人們在美國夢中生活了兩個世紀,這個詞組卻直到1931年才進入大眾語匯。是年,歷史學家詹姆斯圖拉斯洛亞當斯(James Truslow Adams)出版了一本著作《美國史詩》(The Epic of America),其中首次用到了美國夢一詞[1]。亞當斯原打算把這個詞用作書名,但是他的編輯埃勒裏賽芝威克(Ellery Sedgwick)卻表示反對,他說:沒有哪個熱血沸騰的美國人會為一個夢付三塊五毛錢![2]亞當斯當時的反駁是:熱血沸騰的美國人總是心甘情願用他們的最後一個比索來賭一個夢的![3]回過頭看看,亞當斯對美國人心理的直覺被證明切近實際得多。如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這所謂的美國夢,並且能說出它的意義。這個詞組變得如此著名,以至於在多數語言裏,人們只是簡單地用英文發音來表達它。
對美國人來說,想想看,其他文化和地區的人們居然沒有和美國夢相當的夢想,這真是非同尋常。當我問來自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他們的夢想是什麽時,他們都吃了一驚。對他們來說這也真是奇怪:對我們的美國夢所知甚詳,但卻沒有自己的夢想。但這種情況正在發生變化。我覺察到,一個歐洲夢正在發展成型。它雖然還處在分娩階段,但其內涵已經逐漸明朗。在許多方面,歐洲夢都是美國夢鏡中的反像;因此,只要把它舉起來對著美國形象,並標記出諸多的不同點,就比較容易理解它了。
美國夢與歐洲夢的核心是兩種截然相反的自由觀與安全觀。美國人對何謂自由及隨之而來的安全抱有消極的定義。對美國人來說,長期以來自由都與自治相聯。如果一個人是自治的,他或她就不能有賴於他人,或者不能輕易被不受他或她控制的環境所傷。想獲得自由就必須擁有財產。一個人積累的財富愈多,他或她在世界上就愈加獨立。通過自立和成為自給自足的孤島,一個人就自由了。財富帶來排他性,而排他性則帶來安全。
然而,新的歐洲夢卻基於構成自由與安全內涵的一系列不同假設。對歐洲人來說,自由的重點並不在於自治,而在於交融性(embeddedness)。自由意味著能夠進入與他人之間無數種彼此依賴的關系之中。一個人有門路進入越多的共同體,他或她就有越多的選擇權,從而過上充實而有意義的生活。關系帶來包容性,而包容性則帶來安全。
美國夢強調經濟增長、個人財富的積累和獨立自主。新的歐洲夢則更加關註可持續發展、生活質量和相互依賴。美國夢效忠於工作倫理。歐洲夢更加協調於閑適和深度遊戲。美國夢與這個國家的宗教遺產及深層的精神信仰不可分割。歐洲夢的世俗性深入骨髓。美國夢是融合性的,我們把成功歸因於切斷了同舊有文化之間的紐帶、在美國大熔爐裏成為自由的行動者;相反地,歐洲夢卻基於保存原有文化身份、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上生存。美國夢同愛國及愛國主義緊密結合。歐洲夢更加世界主義、較少地域色彩。在必要情況下,美國人更樂意在世界範圍內采用軍事力量,來保護美國關鍵的自身利益。歐洲人卻不太願意使用武力,而更傾向於用外交、經濟支持及援助來避免沖突,他們更願意采取維和手段以維持秩序。美國人傾向於地方性思維,而歐洲人的忠誠卻常常是分裂的,從地域延展到全球。美國夢是深深個人化的,極少關註人類的其余。歐洲夢的本性卻更加包容整體化,因此也更關心全球的福祉。
這並不是說歐洲突然變成了世外桃源。盡管它標舉包容性、多樣性以及保護原有的文化身份,但對新移民和政治避難者所懷有的敵意正日益增強。在歐洲的許多小地區,依然不時有種族沖突和宗教不寬容現象發生。反猶主義、對穆斯林及其他宗教少數群體的歧視,都呈上升之勢。當歐洲國家和歐洲公眾抨擊美國人的軍事霸權以及他們看做是用拳頭說話的外交政策時,在必要的時候他們卻樂得讓美國軍事力量來保衛歐洲的安全利益。
同時,歐盟支持者和批評家們都承認,布魯塞爾的統治機器是一座官僚主義盛行的繁縟迷宮,足以讓最樂觀的親歐派感到沮喪。歐盟官員們常常被指責為對歐洲民眾的需求漠不關心、不負責任,而他們是理應服務於後者的。歐盟職員常陷入財政醜聞。特殊利益集團尤其是農業遊說團被指責對歐盟資金的分配施加了不正當的影響。較小的成員國指責德國和法國,借助欺淩、威逼手段,通過了有利於法、德兩國自身利益的協議和條約,並且,更糟糕的是,法、德兩國不遵守令他們感到不便的歐盟現有指令,從而在聯盟內部造成了雙重標準。就在最近,這兩個國家都宣布他們將不遵守歐盟提出的將財政赤字控制在國內生產總值(GDP)3%以內的要求(GDP是衡量每年生產的產品及服務總值的標準)。德國和法國則指責小國、窮國不對他們多年來所給予的經濟援助心存感激。每個成員國都指責英國每隔一段時間就陰謀破壞他們為創造一個更強有力的歐洲人民聯盟所付出的努力。英國人自己也在來回胡扯,無法確定如何才能獲得最大的長期自身利益:是成為大歐洲的一部分,還是繼續單幹?除這些之外,歐盟內部的經濟改革近來也放緩了腳步,這使人們對歐洲在本十年末成為世界上最有競爭力的經濟體的希望產生了嚴重的懷疑。委屈、沮喪、疏忽和厄運所構成的這份名單令人生厭地冗長,但或許並不多於人們對當今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府實體可能提出的指責。
然而,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歐洲人是否按照他們所懷有的夢想生活。我們美國人就從來沒有完全按照我們的夢想生活。其實,重要的是歐洲人已經描繪出一幅新的未來圖景,它在很多最基本的方面都與美國的不同。歐洲人和美國人展望未來的這種基本差異,對於理解21世紀這兩個超級強權之間正在展開的力度變化十分重要。
但這些都還是後話。在此後的章節裏,我們將深入探討這兩個截然不同的夢想,以求理解為什麽歐洲夢可能處於更有利的位置,能夠容納多種力量,將我們帶向日益彼此相聯、彼此依靠的全球化社會。
不過,要想了解新的歐洲夢,我們首先必須更清楚地理解為什麽美國夢在過去的兩個多世紀裏,對美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許多人民都具有如此強烈的吸引力。這個夢想曾經如此強有力、如此誘人,俘獲了無數人的想像與心靈,現在卻正在失去其魅力如果你願意的話,可以稱為老去這時,新的全球性現實正迫使人們反思在即將到來的時代裏人類的前景。過去被視為美國夢的首要美德之處,現在卻正日益被看做是缺點,甚至是實現人類雄心的障礙在不久以前,這種狀況幾乎難以想像。就許多方面而言,美國夢的淪落都與新的歐洲夢的上升密不可分。正是舊夢想的缺陷使得新夢想顯得如此誘人。
在我們開始對夢想交替進行探討之前,我必須首先做一個告白。我深深地依戀著美國夢。終吾一生,它都是我的精神和哲學導師。不論我此生有多少成就,絕大多數都必須歸因為追隨美國夢的結果,那是童年時代父母親灌輸給我的夢想。但是,我也必須承認,現在我對自己的生活方式產生的疑惑也同樣和美國夢的神話有著深深的糾葛。我們即將開始探討一段偉大的人類歷程的結束,也是另一段歷程的開始;我希望,隨著這種探討的展開,這一點能夠逐頁、逐段變得明晰。
倘若我能選擇重度此生,我很可能依然會選擇做一個美國人。這個國家是那樣地令人欽佩,但凡初次造訪這個國度的人,無不在腦海裏深深地印下了它的美麗與莊嚴。長期以來,它是這個憂患世界的燈塔,是一個人能夠成就自我的地方。
真正將美國夢與它之前的所有政治試驗區別開來的,是它無拘無束的希望和熱情,這種樂觀主義有時如此強烈,以至於令你驚愕不已。這是一片獻給可能性的土地,這裏,持續不斷的進步是唯一有意義的指南針,而進步被看做和太陽升起一樣理所當然。我們是一個拋棄了暴政之重軛的民族,發誓永遠不被任何一類專斷的精英所統治。我們避免了世襲制和階級差異,擁抱著民主精神,並相信所有人都只能憑他或她的自身價值來被評判。
長期以來,美國人都明白自己處在一個特殊的環境裏。我們認為,對所有夢想擁有更好的生活、願意排除萬難來到這裏並重新開始的人來說,美國都是庇護所。犬儒主義、懷疑主義、悲觀主義都根本與美國方式格格不入,在美國人中也少有支持者。歐洲能夠說這樣的話嗎?
這就是為什麽當想到美國不再是一個偉大國家的時候,我會感到如此悲傷的緣故。不錯,我們依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體,擁有史上空前強大的軍事力量。但是偉大的國家必須是一個好的國家。世界各地的人們的確還在享用美國的文化形式及消費產品。全世界都在急切地搶購說唱音樂、動作電影和其他形式的娛樂產品,還有我們的品牌服裝。美國甚至被人嫉妒,但卻不再像過去那樣令人欽佩。一度令人魂牽夢繞的美國夢,如今卻日益變成取笑的對象。我們的生活方式不再鼓舞人心,而被視為陳舊過時的,甚至更糟,視為可怕、可憎的厭物。
甚至多數美國人,倘若花點時間認真地思索一下,也會不得不說我們有點脫軌了,迷失了方向。我們無法確定我們是誰、持什麽立場,或者就個人和集體而言,是什麽力量推動著、鼓舞著我們前進。某種程度上,是美國夢本身把我們領向了現在的這種不適感。在這個全球彼此關聯的時代,美國夢的核心宗旨漸漸不合時宜,這一點我們將在書中進行深入的剖析。同樣重要的是這樣一個事實:美國夢已經被截肢了,它的部分本質被拋棄了,它的內心空空如也。這第二點,將留給我們隨後討論。
要了解美國夢,首先就必須明白它從一開始就被設想為專屬於美國的。它從來不是一個要與他人分享或出口到世界其他地區去的夢想。它的力量在於其特殊主義而非普世主義。只有在美國的土壤上才能追尋美國夢。這個夢想獨屬於美國語境,這正是它的魅力所在,也是美國的成功之源。但是,在這個全球意識開始成型的世界上,其排他性卻正使它日益受到懷疑,它因而變得不合時宜了。
1620年,當一批英國清教徒在普利茅斯巨礫登陸時,他們真誠地相信是上帝把自己從歐洲壓迫者的重軛下拯救出來的。作為最後的新教改革者,這些流亡者把自己視為新的以色列人,而他們多舛的旅途就好比古代猶太人逃離他們的埃及監工,在沙漠裏漫無目的地流浪了四十年後,被耶和華拯救,送往應許之地(出自舊約聖經《出埃及記》)迦南。登陸前一刻,他們的精神領袖約翰溫斯洛普(John Winthrop)告訴自己的小小羊群,他們是上帝的選民,受到上帝的召喚,他們將成為世界的楷模和光明。是以吾等必將自己視作山巔之城,受萬邦之民矚目[4]溫斯洛普警告道,倘若不能合格侍奉吾主,吾等將羞辱上帝眾多合格臣仆之面孔,他們為吾人進行的祈禱必將變為詛咒,直到吾等從前往之地上被消滅。[5]另一方面,倘若他們用增加自己財產的方式來侍奉上帝,則必將獲得上帝的眷顧和獎賞。
今天的學生都知道,這些勇敢而謙卑的上帝的仆人們如何無畏,如何作出了巨大的犧牲,但其同時代人卻並不都把他們看得這麽好。有些人,如理查德胡克(Richard Hooker)大主教從他們清教徒的生活方式中觀察到某種較汝輩更神聖的態度,這種態度使他們不太適合與普通人同群共處,而更應該在荒野中單獨聚居[6]。
五月花號上的清教徒和他們之後到來的種種受壓迫的教會及宗派,都把美國遼闊的荒野看做是以待被上帝的榮光所征服、所收復的原始的自然。從而他們也把自己看做是上帝的使者、管家,憑著信念和堅韌的力量將馴化蠻荒,創造新的伊甸園一片流乳與蜜的應許之地。縱覽美國歷史,選民的觀念不斷回響,並成為美國夢的主題。美國人認為作為上帝的選民,自己將註定創造偉業。赫爾曼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的作品《白外衣》(White-Jacket)為美國人洋溢的熱誠代言,他寫道:
我們美國人是特殊的、被上帝選中的民族我們是當代的以色列人,背負著世界自由的約櫃(放有摩西《十誡》的箱子)。七十年前,我們逃離了奴役,放棄最初生來的權利來擁抱地球上的某一個大洲這是上帝所賜予我們的未來的遺產,政治異教徒們的遼闊疆域將匍匐在我們的約櫃陰影下,卻無需我們舉起沾血的手。上帝已經註定、人類正在期待我們的種族創造偉大的業績我們靈魂裏所感到的偉大業績。[7]
許多美國人至今仍把自己看做是上帝的選民,而美國則是應許之地。他們相信美國註定要走向偉大,美國之道就是上帝之道。我們的成功似乎就是我們被選擇這一事實的肯定性證明。上帝的確已經回報了我們的信仰和侍奉,使我們成為地球上最繁榮強大的國家。多數歐洲人都覺得美國夢的這一面頗為奇怪,甚至有點嚇人。上帝讓我們成為選民、讓美國成為應許之地的觀念本身就常常引起懷疑的竊笑,尤其是在較為世俗化的歐洲公眾間,他們早就把人格化的上帝拋在了身後。但我們的歐洲朋友們似乎疏忽了,美國夢中的這個因素正是美國人自信感很多歐洲人大約會說這是傲慢的動力之源,認為只要上帝在我們一邊,我們就能移動大山。
每天上學,我們的孩子們都發誓要忠於一個上帝的屬國。我們的貨幣上寫著我們信仰上帝的題銘。盡管我們努力使教會與國家徹底分離,多數美國人的私人生活依然和上帝關系密切。
美國人的宗教信仰常常流溢進政治領域。例如,近半數的美國人(48%)相信美國獲得了上帝的特殊保護[8]。某些傑出的新教福音會領導人甚至提出,世貿大廈和五角大樓遭到襲擊,近三千人死於非命,這些都是因為上帝對美國人的出軌行為感到不滿,因此不再為他的選民們提供特殊庇佑了。
半數以上的(58%)美國公眾說,美國社會的強大乃是基於其人民的宗教信仰[9]。近半數的美國人認為,信仰上帝是良好價值觀的必要條件[10]。60%的美國人說,他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無不體現著信仰[11],而40%的美國人說,他們有過某次深刻的宗教體驗,從此改變了生活的方向[12]。
美國人每日都踐履著他們的信仰。36%的民眾每天都祈禱數次,此外還有22%的人每天一次,16%的每周數次,8%的每周一次[13]。61%的美國人至少每個月參加一到兩次宗教儀式,近半數的人(45%)至少每周參加一次儀式[14]。基於美國的篤信,不難理解為什麽71%的公眾傾向於每天學校上課前先做一次祈禱[15]。
更令歐洲人驚訝的是美國人是如何從字面上理解《聖經》的。68%的公眾相信魔鬼[16]。即使在大學畢業生和本科以上學歷的人群中,相信魔鬼的也分別有68%和55%[17]。超過三分之一的美國人是《聖經》的僵化的文本主義者,他們相信《聖經》裏的每一句話皆為上帝親口所說,而非人們受聖靈所感的闡釋或編造的故事[18]。順便說一句,93%的美國人都擁有一本《聖經》[19]。
從公立學校運動之初,美國人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便與美國的世俗化教育發生了抵觸。二者之間展開的最激烈的鬥爭是:全國的學校裏究竟應該教授進化論還是創世論?45%的美國人相信,上帝在距今1萬年左右的時候一次性創造了人類,模樣和現在差不多。[20]這就無怪乎25%的美國人相信,創世論應該成為公立學校的必修課,而另外還有56%的人認為,課程表裏至少應該提供創世論課程[21]。
讓美國和歐洲的非信徒們更加不安的是,40%的美國人相信世界將結束於一場基督和反基督之間的末日大戰。相信末日戰爭論的人當中,47%也相信反基督現在就在地球上;45%相信基督將在他們有生之年回歸。多數相信末日戰爭即將來臨的人認為,自然災難和傳染病(例如艾滋病)是《聖經》所預言的墮落和混亂的表征[22]。倘若說末日戰爭故事裏還存有一線希望的話,那就是82%的美國人相信天堂的存在,63%認為他們很可能上天堂。只有1%相信自己會下地獄[23]。
我聽到過不少評論家指出,盡管美國人和歐洲人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都爭執不休,他們在基本態度和見解上還是相似多於不同的。關於宗教問題的統計數據表明恰恰相反。60%的美國人說宗教之於他們的生活非常重要[24],而在歐洲國家裏,宗教在人們日常生活中卻是一個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部分。即便在信仰天主教的意大利和波蘭,也只有三分之一的公眾宣稱宗教對他們非常重要[25]。在德國,只有21%的人說宗教對他們非常重要;而在英國,這一百分比跌到16%;在法國是14%;在捷克共和國,僅11%[26];在瑞典,這一數字甚至更低,10%;在丹麥,9%[27]。不僅歐洲如此。在韓國,只有25%的民眾認為宗教在他們生活中非常重要;在日本,只有12%的人認為自己是相當宗教化的[28]。半數美國人每周都去教堂,而在荷蘭、英國、德國、瑞典和丹麥,即便每個月才參加一次宗教儀式的人也還不到10%[29]。在整個西歐,近半數公眾從不去教堂;在東歐,這個比例甚至更低[30]。
許多歐洲人不再信仰上帝。82%的美國人說上帝對他們十分重要,而近半數的丹麥、挪威和瑞典人則說,上帝和他們了無幹系[31]。在宗教信仰問題上,美國人的觀點更接近發展中國家的人民,而與工業化世界的其他國家則格格不入。
這是否算得上重要的差別呢?人們怎樣看待世界以及如何在其中行動的方式乃是他們個人價值觀的基礎。對多數美國人而言,宗教價值觀影響到我們處理國內、國際事務的方式。舉例來說,美國人對善與惡之本質的看法就和我們的歐洲朋友們大相徑庭。世界價值觀調查要求各國被調查者在兩種不同的道德觀中,選出他們認為最能反映自身態度的一種:善惡之間有一條絕對的、清楚的分界線。這適用於所有場合、所有個人;或者,在善惡之間從來沒有絕對的、清楚的分界線。善和惡完全有賴於我們當下的具體處境[32]多數歐洲人,甚至也包括加拿大人和日本人,選擇的都是第二個回答,而美國人卻更多傾向於選擇第一種答案[33]。
由於我們懷有這種深深的宗教信念,相信善惡之間存在著絕對、可認知的分界線,不論任何情況都不會動搖,我們便傾向於把世界看做是善惡力量之間持續搏鬥的戰場。因此,我們的外交政策向來似乎是一部道德英雄史詩的展開(至少部分如此),其中善惡勢力相爭不休。別的國家大概會把美國的軍事幹涉看成是為了獲取物質利益,認為美國就像其他國家一樣,首要的推動力量乃是一己私利和功利的攫取。或許如此。不過,至少在為戰爭尋找合法性而言,政府向美國公眾兜售的卻都是善對惡的鬥爭。冷戰期間,美國阻止共產主義擴張的努力被看做是道德性的十字軍東征,討伐無神論的共產主義。冷戰末期,裏根總統將前蘇聯稱作邪惡帝國。蘇聯解體以後,美國將道德羅盤轉向流氓政權和恐怖主義的威脅。在911襲擊事件的守靈夜,喬治W布什總統把我們驅逐恐怖分子的努力稱作偉大的十字軍東征,藉此重振並凝聚美國人民。隨後,布什把伊拉克、伊朗和朝鮮稱作邪惡軸心。盡管歐洲人對美國使用宗教語言來定義這場全球鬥爭有些遲疑,但白宮的修辭在美國的心臟地帶還是找到了甘心接受的聽眾。
我們是上帝選民的信念使美國人成為整個世界上最愛國的人民。全國公眾輿論研究中心進行的一項調查表明,在國民的國家自豪感方面,美國在二十三個國家中名列榜首[34]。72%的美國人說,他們對自己的國家感到非常自豪[35]。世界上沒有其他任何工業化國家敢誇耀這樣的自豪感。在西方民主國家包括英國、法國、意大利、荷蘭和丹麥裏,只有不到半數的百姓對他們的國民身份感到非常自豪[36]。鑒於美國人的愛國熱忱,以下這一事實便無足驚訝了:根據蓋洛普(Gallup)組織的一次民意調查顯示,美利堅兒女比其他三十個國家的公民更樂意為祖國戰鬥[37]。
看著美國人的愛國熱忱及民族自豪感,特別是美國的文化優越感,歐洲人的眼神裏不無驚訝和警覺。60%的美國人相信,我們的民族並非完美無缺,但我們的文化的確較他人優越。[38]形成對比的是,只有37%的英國人、40%的德國人認為,自己的文化較他人優越[39]。令人吃驚的是,只有三分之一的法國人相信自己的文化比他人優越[40]。
更令歐洲人關註的是,美國人相信其他所有人都應當采取美國的生活方式。根據佩尤(Pew)全球態度調查計劃,79%的美國人相信美國的思想和習俗傳播遍整個世界,這是件好事情;但只有不到40%的歐洲人贊成美國思想和習俗的傳播[41]。
最有趣的是,這些關於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文化優越感觀念的調查表明,在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人民中,民族自豪感都一代比一代衰落。唯有美國例外。美國年輕人以壓倒性的98%報告說,他們對自己的國民身份感到自豪;相比之下,英國年輕人只有58%,德國年輕人65%[42]。大多數美國人把這些數據看做是共和國活力的積極標誌。許多歐洲人卻懷疑,美國是否迷失在過去裏。在這個全球化時代,忠於國家對定義個人和集體身份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削弱;美國人依然如此熱忱地崇尚傳統民族國家政治模型,這一事實將我們徹底擺在了傳統的地域政治陣營裏,但卻難以被稱作是走在新的全球意識之前沿。
只要美國人仍舊在宗教信仰中尋找安慰,仍舊把我們自己看做是被選的民族,受到上帝的看護和庇佑,我們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情感就不大可能會落潮。我並不想說民族主義情感已經退出了世界舞臺。但是,有一點是清楚無疑的,即:事實上對每一個工業化國家以及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民族國家已經不再是人們表達信念、信仰或實現抱負的唯一平臺。正如我們在本書中將要看到的那樣,歐洲夢就是在全球化時代率先浮現的跨國界夢想。如果說在歐洲,民族自豪感正在衰退,這並非因為歐洲人不再依戀他們的國家,而更應該說是他們的身份認同和忠誠如今已經伸展到了民族國家的疆域之外,包容進一種更豐富、更深層的情感,即深深的交融感。
美國人將很難調整自己去適應一個沒有界限的世界,其中充滿聯系和流動,每個人通過網絡聯系日益密切,為個人和集體的福祉而相互依賴。在這樣一個排他性逐步讓位於包容性的世界裏,美國人卻感到自己是特殊的、是上帝的選民,這會帶來什麽後果呢?難道上帝真的特別眷顧他所創造的整個地球上的北美洲的這一部分,而冷落其余嗎?歐洲人大概會覺得這種想法頗為荒謬,但是,相信我:許多美國人可是繼續對我們被上帝選中的特殊地位深信不疑。倘若我們要放棄這種信念,或者哪怕對它的真實性有所懷疑,我們對自己、對美國夢的信念就會遭受不可挽回的打擊。美國的運動員、名流、政治領導人和商人在接受電視采訪時都常說:不論他們克服了怎樣的厄運,獲得了怎樣的成就,或者享受著怎樣的成功,這一切都要歸功於他們的宗教信仰和上帝的恩典。我還沒聽到任何一個歐洲體育明星、名人或政治領導人發表過類似的聲明。
應當指出的是,並非每個移民都是因為宗教信仰的感召才前來美利堅的大多數都不是。盡管有些人落地生根後便皈依了宗教,但仍然有許多人沒有皈依,卻同樣為實現美國夢而努力。即使是在今天,也還有比例可觀的美國少數派談不上有多少宗教信仰,但依然認同美國夢。這是因為在過去兩個世紀的歷程裏,上帝選民的觀念已經彌漫在美國文化之中,以至於它多少脫離了最初的宗教根源,成為美國國民心理的一部分。
無論信仰宗教與否,多數美國人都相信我們在諸多民族與人民間享有著特殊的地位。這一信念何以如此重要?歐洲人並無上帝選民之感受,但似乎依然能夠在世間闊步前進。然而,這就是差別所在。歐洲人常常問我,美國人何以總是對自己的前途如此樂觀。很大程度上,正是上帝選民的觀念使得我們美國人成為這類永遠的樂觀主義者。我們對自己命定的偉大深信不疑不論作為個人,還是作為民族。這使我們比其他人更樂意冒險,因為我們相信自己受到關註,得到庇佑,並註定成功。
盡管上帝選民的觀念賦予美國人某種自信心,相信自己能夠有所成就,但是美國夢裏還有另一個關鍵因素,舍此則不足以塑造如此有力的未來圖景。如果說約翰溫斯洛普代表了美國夢的精神側面,那麽,為它提供實用指導原則的則是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富蘭克林心目中的美國未來前景乃是從歐洲啟蒙主義那裏汲取靈感,故而強調物質主義、功利主義以及市場裏的個人私利。展望美國原始的荒野,富蘭克林看到的是廣闊的未曾開發的資源,可供馴化並變成生產力。他把美國的前景看成是探索某種科學技術的巨大實驗室。在他的概念裏,美國夢意味著一個富於創造性天才的民族,持續不斷地創造財富並拓展市場的邊界。和神聖相比,富蘭克林更喜歡功利;他夢想著創造豐饒的物質,而非將自身托付給永恒的救贖。他的美國將由一群以實用性技術為基礎的勤奮的人民所組成。
倘若溫斯洛普提供了救贖之路,那麽富蘭克林就指出了自我完善之途。每一個啟示之舉都被開拓者們賦予了一份功利主義的理性意味,這使得美國人既是最熱忱的宗教信徒,同時又是地球上各民族中最徹底的功利主義者時至今日,我們依然葆有這種品質。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在《美國獨立宣言》中激進地宣稱:每個人都擁有不可剝奪的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對此,富蘭克林篤信不疑。在此之前,從來沒有哪個政府曾經提出過人民可能有追求他們自己幸福的權利。那麽,一個人怎樣努力才能獲得幸福呢?富蘭克林深信,得到幸福唯有靠不斷的自我完善亦即,成就一番事業。
因此,美國夢將兩條表面上水火不容的偉大的歐洲傳統熔鑄為一,激發人們想像出一種臻於有史以來空前強大地步的人類力量。美國夢的部分註意力始終關註天堂和永恒的拯救,另一部分則關註自然力及市場的吸引力。宗教熱忱和徹頭徹尾的功利主義奇特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種強大的力量,起初體現在美國的邊疆地區,後來則表現在不論城郊都高度發達的工業化社會的建設中。
美國夢如此持久不衰的原因在於它表達了兩種基本的人類欲望此世的幸福和彼岸的拯救。前者要求堅毅不拔、自我完善和自力更生,後者要求對上帝毫不動搖的信心。在此之前,從來沒有哪個夢想提供了今生和來世兩個世界裏都最美好的前景。
盡管美國人的宗教忠誠保持如初,但卻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美國夢的第二種成分正在被削弱。近年來,美國的年輕一代似乎已經部分省略了傑斐遜在《獨立宣言》中所說的每個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權利,將這個句子縮寫成每個人都有幸福的權利。追憶前賢,富蘭克林曾在他的《窮理查年鑒》(Poor Richards Almanack)裏不斷告誡讀者:要埋頭苦幹!富蘭克林的格言警句都是在頌揚訓練和勤奮工作的美德懶漢之手乃是魔鬼的工場;今日事,今日畢;及時修補,免日後吃苦但它們似乎都已被遺忘。美國夢乃是基於成功來自勤奮、足智多謀和自力更生的觀念。富蘭克林的格言是某種特殊織物遺留下來的最後一根細線,這種織物曾將啟蒙主義的世俗功利主義與此前的加爾文宗教傳統結合起來,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後來將它稱為新教工作倫理(我們將在第四、第五章裏更細致地討論宗教改革運動時期的神學)。如今,越來越多的美國年輕人已經放棄了工作倫理。美國夢對他們來說無關乎信念或堅毅不拔,而更有賴於幸運和厚顏無恥。
在我多年來所關註的此類民意調查中,看過最有意思的一個是詢問30歲以下的年輕人:他們是否相信自己會變得富有。55%的年輕人給出了肯定的回答,即他們會變得富有[43]。這在美國年輕人身上並不出乎意料。別忘了,美國夢的全部要義不外乎霍雷肖阿爾傑(HoratioAlger)寫的故事每個美國人都有可能從乞丐到富豪。但這個調查真正耐人尋味的還是緊接著的問題。當問到他們如何才能發財致富時,71%的在職者認為,他們靠現在的工作不可能有機會發財[44]。那好,未來的工作前景又怎樣呢?結果是76%的18至29歲之間的年輕人相信,不論現在從事什麽行業,美國人不再像過去那樣願意努力工作以求晉職了[45]。我猜想他們把自己也歸為其中一員。
當《新聞周刊》(Newsweek)發動這項調查時,它詢問被調查者:倘若他們可能以工作以外的方式變得富有,那麽是憑借投資,還是遺產,或是好運?選擇投資是因為這項調查是在1999年進行的,正當股票牛市、投資者股票所獲凈利增值之際。但這種盛況即將不再。遺產也是一種可能,嬰兒潮一代[46]的大多數人已經負債累累,不大可能傳下什麽遺產至少不夠分給那55%相信自己將會變得富有的年輕人[47]。最後我們就只剩下好運了。所有這些方法投資,遺產和好運都不要求勤奮工作或堅毅不拔,而這兩種品質正是富蘭克林認為想要在美國出人頭地所必須具備的首要優點。我猜想許多孩子們覺得他們將會走運。無需努力工作,運氣就會落到他們頭上。
美國工作倫理的萎縮 (2)
我想起已故的社會批評家克裏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所寫的《自戀文化》(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拉什提出,消費風氣已經在美國人心中根深蒂固,因此多數美國人,尤其是年輕人,沈浸在片刻的歡愉和瑣屑的追求中。他寫道:對個人利益的追求過去等同於理性地追逐利益和積累財富,而現在已經變成追求享樂和精神存在感活在當下成為壓倒一切的激情不為前人,不為後人,只為你自己而活。[48]
拉什做出如上分析後不久,已故的紐約大學教育家內爾波斯特曼(Neil Postman)在所寫《自娛到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的書裏,對美國式任性的自戀做出了自己的評述。令這兩位美國文化的敏銳觀察者都憂心如焚的是,美國年輕人日益被傳媒文化所俘獲,這種文化出售的是當下滿足欲望的觀念。結果是,美國人逐代變得不願意甚至不能夠勤奮工作,從而推遲了將來得到報償的滿足感。自戀者的時間框架是瞬時的、以自我為中心的。過去的承諾和未來的義務都被看做對當下滿足構成了不必要的束縛和障礙。在這種新的自戀文化中,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有資格獲取幸福,並極不樂意將之推遲到明天。美國價值3,300億美元的廣告業不遺余力地推銷這樣一個概念,即你和我可以獲得現在我們想要的任何東西。幹嗎等待?為了保障這個目標的實現,美國炫耀著它的消費者信用卡文化,允許我們現在享受、將來付款。許多美國人都舒舒服服地以超出他們支付能力的方式生活,負債累累這一切都在強化著拉什和波斯特曼觀察到的自戀者行為,並正在迅速席卷美國生活。
美國夢曾經將基督教末世論與啟蒙主義的實用性和理性行為結合在一起;它現在是否已經從這一崇高的峰頂跌落,變成不過是交好運的黃粱美夢呢?對越來越多的美國人來說,答案顯然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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