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馬來西亞關系

除了馬來西亞的“海洋國家”定位外, 中國-馬來西亞關系的歷史和現狀也是另外一個影響馬來西亞如何看待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因素。 馬來西亞一直都保持著和中國的良好關系。 在上世紀 70 年代, 在原來的東盟 5 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泰國、印度尼西亞)中, 馬來西亞是第一個和中國建交的國家; 在當時東南亞區域內的冷戰環境之下, 馬中建交可以說是件大事。 兩國關系在上世紀 90 年代突飛猛進, 簽訂了一系列的文件和聯合公報, 包括 1999 年的《馬來西亞和中國未來合作框架》, 2004 年和 2005 年的《聯合公報》和 2014 年的《聯合公報》。 這一系列的文獻逐步將兩國關系的定位升級, 到現在已經是“全面性戰略夥伴關系”的高度。 兩國重要領導人經常互訪, 現任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已經到訪中國至少有 5 次之多。 在各種國際場合, 兩國領導人的互動也相當頻密。 而經濟關系更是發展迅速———中國已經多年成為馬來西亞的最大貿易夥伴國, 而馬來西亞也是中國在東南亞最大的貿易夥伴國。2013 年, 兩國簽訂了《馬中經貿合作五年規劃》, 涵蓋了 11 個合作領域(農業、制造業、工業園區、基礎設施建設、天然資源、資訊與通訊科技、旅遊、專案服務、清真食品工業、中小型企業、後勤和零售)。 在文化教育方面, 中國留學生自2012 年便是馬來西亞第一或第二大的外國留學生群體, 而馬來西亞人到中國留學也呈上升的趨勢, 雖然大部分馬來西亞在中國的留學生仍然是華族。 除此之外, 中國的廈門大學在馬來西亞設分校, 已經於 2016年開始了第一學期, 成為了中國高校“走出去”的重要案例。

另一方面, 兩國也有一些爭議, 包括在南海上的爭議。 在過去, 這些爭議基本上得到很好的管控, 並沒有對雙邊關系帶來太大的破壞。 但自 2012-2013 年以來, 馬來西亞對中國船艦靠近甚或進入馬來西亞海域(但在中國所聲稱擁有主權的 U 型線內)的行為深感不安。 雖然馬來西亞一向與越南和菲律賓的做法不同, 不願意采取對抗性和高調的姿態來應對這些爭議, 但自 2014 年以來, 馬來西亞政府有著微妙的轉變, 在不同場合都比較明顯地對中國船艦進入或靠近馬來西亞海域, 以及對整體的南海局勢, 表達不滿和擔憂。 同時, 馬來西亞並沒有反對美國的“重返亞太”的政策。

2014 年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馬來西亞, 是 40 年來第一次有美國總統到訪馬來西亞。 2015 年, 馬來西亞擔任東盟主席國。 在南海議題上, 該年在馬來西亞主持下, 東盟發表了被區域內人士視為比較堅定的聲明, 但也引起中國外交部的批駁。

三、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馬來西亞各界的觀點

自從習近平提出了“一帶一路”這個構想後, 馬來西亞的主流論述對此都表示肯定。 以下就一般民眾、政界、商界和學界的觀點進行討論。

一般民眾

2016 年, 筆者主持並委托馬來西亞著名的民調商業機構默迪卡中心(Merdeka Centre)進行了一個《馬來西亞對華民意》的調查。 該中心於 2016 年 4 月, 經過抽樣, 對 1000 多名馬來西亞民眾進行對中國印象的民意調查。 這個《馬來西亞對華民意調查》涵蓋 70 多個問題, 涉及政治、外交、安全、文化、經濟等課題。 當中, 至少有 4 個問題涉及到本文的主題。 以下表 1、表 2、表 3、表 4 顯示了這些民調的結果從上述 4 個表可以看出, 馬來西亞整體而言歡迎中國經濟的崛起以及中國對馬來西亞的投資, 但並不是太多人聽過“一帶一路”的倡議, 但聽過的人大多是支持的態度。 由於馬來西亞是多元族群國家, 不同族裔之間的看法常不一樣。 在問及中國崛起帶來的影響時, 華人一向給予比較高的正面答案, 接下來是馬來人, 印度人居然只有 12% 左右認為中國經濟崛起對馬來西亞的正面影響, 但超過半數不肯定。 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土著主要是指東馬來西亞兩州的土著居民, 他們的看法介於華人/ 馬來人和印度人之間。

整體而言, 華人的看法比較特別。 比如說, 華人是最認同中國對馬投資的重要性的。 在表 2中, “同意”和“非常同意”加起來有 78. 8% , 是各族群里最高的。 但也有高達 12. 2% 的受訪者不確定(這一情形和表 1 顯示的華人對中國經濟崛起的看法也有類似之處), 也是各個族群中最高的。

在問及“一帶一路”時, 華人的認識最多(近 25% 的華人聽說過), 但在問及馬來西亞是否應該參與“一帶一路”時, 華人的答案並不明顯的突出。 這可能表明一定的訊息。 華人整體而言從商的多, 當中國經濟崛起, 企業“走出去”時, 部分馬來西亞華商反而擔心來自中國的競爭。同時, 華人也許是各族群里, 最多的真正與中國企業和商家有經貿來往的群體。 來往得多, 各種原因所造成的摩擦也肯定會更多一些, 而那些缺少來往的群體, 反而有時抱有更高的期待。

除了上述的民調, 馬來亞大學中國研究所的林德順博士也針對馬來人群體對“海絲路”的認知做了一項初步研究。 此研究分析和歸納了馬來西亞 5 家主要馬來報章對這個倡議的報道和評論, 發現報道偏少而且深度不足, 從中結論出“對比華人社會, 馬來社會對中國的態度還是相對的疏遠……多個在中國發生的‘一帶一路’的大事記並沒有被馬來報章報道。”同時, 該項研究也認為“馬來社會向來也比較傾向於讓政府代表他們做決定。 因此若這是政府大力支持與推動的, 則馬來民間的反應也不會有太大的反差。”

知識界/ 智庫界

總體而言, 馬來西亞知識界和智庫界對“海絲路”的倡議表示支持。 其中一個對“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表示關注和支持的是馬來西亞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法立諾博士(Dr. Farish Noor)。 法立諾是馬來西亞有名的研究伊斯蘭政治、馬來社會和印度尼西亞社會的馬來族知識分子, 目前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任職, 同時也在馬來西亞的主要戰略智庫“馬來西亞戰略與國際研究所”兼職。法立諾主要以英語寫作, 但其文字都有翻譯成馬來文和中文, 在馬來西亞的知識界知名度相當高。

在思考和觀察這個中國提出的倡議時, 法立諾用“務實性的現實主義”(pragmatic realism)這個概念來闡述他對“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了解和背後代表的精神。 “務實性的現實主義”和傳統國際關系理論里的“現實主義”有很大的差別。一般而言, 傳統“現實主義”理論關注大國政治、勢力均衡、國家安全和存亡、國家主權等所謂的“高階政治”(high politics), 而政治領導人必須對這些課題傾全力的關注。 不過, 真正的國際關系真的是如此運作的嗎? 在過去, 在接受西方殖民者的現代民族國家模式之前, 亞洲各個政治實體也是“現實主義”的, 但這種“現實主義”是立基於日常生活上的交往、互動和合作的。 在這里, 法立諾采用了印度歷史學者 K. N. Chaudhuri 的著作, 包括其名著《在歐洲到來之前的亞洲》(Asia before Europe)這本書里的理論和驗證。 現代的“現實主義”反映了一種以威斯特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n order)為基礎的民族國家的邏輯, 但這種“現實主義”不是過去亞洲人民在采用西方“現代性”之前所熟悉的“務實性的現實主義”。在歐洲人到來前的亞洲, 各個國家或政治實體之間並沒有清楚的邊界劃分, 而人民、商品、思想的交流更加容易和頻密。

這就是“務實性的現實主義”所立基的起點———人民日常生活也必須是“現實”的, 但也是“務實”的, 因而貿易和合作是更經常性的活動。中國提出將遠古時代的海上絲綢之路復興起來, 事實上也是遠古的這種“務實性的現實主義”的智慧的延續, 而不是反映了現代地緣政治和國際關系的邏輯。法立諾寫道:

有關絲綢之路的討論, 從根本上而言, 是一種務實和對經濟流動與互通的訴求, 也是為了經濟發展和(中共的)政治生存。在這個過程中, 中國尋求合作的夥伴, 這也是為什麽習近平並沒有采用“盟友”這樣的詞匯, 因為有“盟友”就表示有敵人。中國希望能夠從它自身的地位和態勢得到最大的好處, 但它也同時期望一個穩定的國際環境, 以使它的絲綢之路倡議可以在最少問題和最少反抗的情況下展開。 因此, 中國的新領導層傾向於不把國家作為潛在的敵人, 而是將海盜、恐怖主義和區域經濟保護主義等, 視為真正有礙進步的阻力。[9]

法立諾的觀點並沒有系統性地整理成一篇論文或專著, 但這種觀點在馬來西亞的智庫界里並不少見。比如說, 另外一個在馬來西亞戰略與國際研究所任職的研究員沙里曼( Shahriman Lockman), 在一篇短文里, 對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在 2015 年 3 月 28 日聯合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的文件表示肯定和贊成, 特別是有關這個倡議不僅是為了中國, 也是為了沿線國家並歡迎沿線國家參與的部分。[10]

另外一個由馬來西亞私人界主導的智庫———亞洲策略與領導研究所, 其主席米占(Mirzan Mahathir)說“中國現在建構的, 是一個能夠惠及其鄰居的宏偉計劃, 而這個計劃要成功, 中國必須得到其鄰居的支持和了解。”[11]

不過, 由於中國和馬來西亞在南海議題上存有爭議, 知識界/ 智庫界不少關注外交和安全議題的專家對中國仍持有一定的疑慮。 此點會在後面的部分進一步討論。

政府與政黨

從根本而言, 馬來西亞政府的官員認為“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一個重要的貿易和投資活動。 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就表達了他對中國的這項倡議的支持, [12] 而且特別委任 1 名前部長級(前交通部長江作漢, 同時也是巴生港港務局主席)擔任政府的“海絲路”特使。 政府部門里, 最熱忱討論“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是華裔交通部長廖中萊。廖中萊同時也是馬來西亞的執政聯盟

“國民陣線”里代表華人的政黨馬華公會的總會長。 他表示馬來西亞重視“一帶一路”有 3 個原因:

1)中國未來即將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 2)中國經濟的成功與馬來西亞息息相關; 3)馬來西亞在推動經濟轉型中, 獲得中國商家的大力支持。[13] 他認為馬來西亞充分參與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設有助於馬來西亞成為中國進入東南亞和其他領近區域的市場的跳板和協調者。[14] 作為交通部長, 廖中萊也處於能夠成為直接的一個政策制定者和參與者, 特別是關系到港口和鐵路等事宜。 比如說, 他非常鼓勵中國企業投資馬來西亞的港口和鐵路, 包括連接從雲南的昆明一路到新加坡的高鐵工程。廖中萊認為“一旦這個工程開始, 它將會帶來巨大經濟活動和利益。”[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