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京漂”在北大的演講

大家好。這個教室對我來說，還是很親切的，我曾多次在這兒聽過講座，但今天上台來講，感受還是很不一樣，我發覺，坐在下面聽，比在上面講，要舒服得多。今天我說兩個話題，一個是關於無聊的小說，主要材料是我自己和圖森的小說，我說的無聊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罵人的話，而是指一種喪失了意義的生活狀態，用時髦的話說就是後現代生活狀態。無聊，是我的生活狀態，也是你的生活狀態，也是所有人的生活狀態，這是存在最基本的一個困境。我要說的另一個話題是貓的遊戲精神，這是面對世界所采取的態度，也是小說的一種精神。

在說無聊的小說之前，我想先說我自己，因為我的生活狀態和圖森的小說是可以互證的，它們共同指向一種美學狀態，就是無聊。而且無聊這個話題，容易引起誤解，我也只能拿自己開涮。

我現在是“京漂”族中的一員，我已經做了四年的“京漂”，在此之前，也就是2000年之前，我呆在溫州樂清那個地方，那是一個縣級市，有一個著名的風景區---雁蕩山，但是，樂清在當下最引人關注的並不是雁蕩山，而是它是所謂“溫州經濟模式”的發源地，那個地方相當富庶，千萬富翁遍地都是，在大街上，隨便扔一塊石頭，被砸死的可能就是一個千萬富翁。當然，我是那個地方的—個窮光蛋，因為我沒有去做生意，而總是在思考世界如何如何。我在那兒做過兩份工作，先是樂清市委辦的秘書，我參與起草過幾份對樂清還蠻重要的文件，我差不多是個好秘書，如果循規蹈矩的話，我現在有可能是樂清某個局的副局長，運氣好的話，也有可能是局長。但是，我只當了一年的秘書，就自己跑掉了，我無法忍受那種官場的生活，那一年，我參加了無數的會議，都是一些一本正經的廢話，官場的生活，看上去極其嚴肅，其實極其無聊，那是一種一本正經的無聊，而且你不能說出這是無聊的，必須忍著笑維護它嚴肅的面孔。我從市委辦跑到了電視台，如果是組織上正常的調動，應該是當點什麼的，但我是自己逃跑的，所以什麼也不是，我只是當一個記者。這是我的第一次逃跑，這是一條往下走的道路，當地一些人看我從市委辦到電視台，竟沒有混上一個副台長之類的職務，都認為我肯定是受了某種處分，他們從此也就不理我了。我也無所謂，反正我跟他們也不是一類人。其實，在電視台當一個小記者，也沒什麼意思，不過，電視台有不少美女，跟美女呆在—起，總比坐在會議室里一本正經開會好玩。

我願意選擇一條向下走的道路，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骨子里是個文學青年，我準備或者說夢想當一個作家，對作家以外的東西，我都不在乎。我的這種選擇，跟溫州那個地方的價值取向是完全相背離的，溫州是個只認錢的城市，在溫州準備當一個作家是相當荒謬的。就算我已經是個作家了，又怎麼樣在溫州，如果我說我是個作家，或者別人介紹我是個作家，人家往往是茫然的，他們不知道作家究竟是個什麼東西，知道作家是個什麼東西的，往往又是不屑的，他們也許有文化上的自卑感，也可能是把作家看得過於神聖，他們不相信溫州這種地方也會有作家。一本叫《溫州青年》的雜志，索性把本地作家出的書說成“出恭”。總之，在溫州想當一個作家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只有傻瓜，才想當一個作家，我就是這樣的一個傻瓜。

我是在九十年代初開始寫小說的，我至今還相當滿意的一個中篇《玄白》寫於一九九二年，當時，我滿懷信心地四處投稿，但所有的刊物都約好了似的，都是泥牛入海，杳無音信。寫作是需要發表的，沒地方發表的寫作很難堅持下去，我作為一個文學青年，也就漸漸的遠離文學了，這是很糟糕的一種狀態，有好些年，我什麼也沒寫，我不知道我在幹什麼。

後來我才知道，我根本就不該在九十年代開始寫作，九十年代是一個拒絕寫作的年代。八九年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文壇是喑啞的，幾乎沒有任何聲音，大部分文學刊物雖然還繼續在辦，但刊物的編輯大都心灰意懶，一般不看自然來稿，選稿基本上在原來已有的小圈子內進行，幾年前，一家刊物主編跟我說，從八九年到一九九九年，他們刊物從來不看自然來稿，像我這種文學青年的來稿，完全被取消了被看權。文學在九十年代之所以急劇地邊緣化，除了社會重心的轉移，跟文學從業人員的集體怠工也是有關的。直到—九九八年，以一群“美女作家”的集體亮相，文學新人才又重新被關注，但是，這群文學新人首先是以美女的身份被關注的，我不是美女，連女的也不是，所以還在文壇之外。現在，我也成了一個文學編輯，大概是文學青年當得太久了，很知道發表對於文學青年的重要性，所以我發的大都是新人的小說，我很少約名家的稿子。

讓我到現在也搞不懂的是，我之所以從樂清到北京，居然跟世紀之交的兩個重要日子有關。1999年8月18日，也就是諾查丹瑪斯預言世界末日的那天，我特別記得這一天，我雖然不太相信這天就是世界末日，但我希望它是，能夠親眼目睹世界末日，死了也是值得的。諾查丹瑪斯說，8月18日，憤怒天使從天而降，有天使從天而降，不管她憤怒不憤怒，都是值得一看的。但我覺得，關於世界末日最有意思的是我們唐朝的李淳風在《推背圖》里的描述，他看到的世界末日是這樣的，禽獸皆著衣，人皆裸體奔馳於天下。但是，8月18日什麼也沒有發生，我記得那天陽光特別燦爛，那天，一個叫徐剛的作家來到樂清，當時我還沒有意識到徐剛對我竟是如此重要。我和幾個朋友陪他去雁蕩山玩，一路胡言亂語，覺得和一個作家在一起度過8月18日，也是很好玩的。夜里我們出去吃夜宵，徐剛見路邊小店的鉛鍋里煮著肉骨頭，頓時眼睛一亮，挑了一塊大得嚇人的豬腿骨坐下，忘乎所以地啃將起來。他長著一個碩大的腦袋，一圈銀發繞著一個閃閃發亮的禿頂，只見他的銀發一抖一抖的，一個大骨頭就啃完了，似乎還不過癮，又向店家要了吸管，插入骨頭內部猛吸骨髓，嗤嗤有聲。他那個樣子非常好笑，我忍不住就開了一句很不恭的玩笑，說，徐老師啊，你啃的骨頭比狗啃的可乾凈多了。徐剛哈哈笑著，說是的，是的。我又說，等你死了，我寫篇紀念文章，題目就叫《徐剛啃骨頭》。徐剛又哈哈笑著。說好的，好的。

大概是我的玩笑表現了一個文學青年應有的放肆。徐剛開始關注我了，臨走，他叫我拿篇小說給他看看。我就把很早以前發在樂清文聯內部刊物《簫台》上的《玄白》，復印了一份，讓他帶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