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信任行為的神經基礎

哺乳類動物大腦天生不信任陌生的東西，因為陌生的東西往往代表著危險。人類的大腦中，也有一部分腦區(包括杏仁核)是與這種對陌生人的恐懼有關的。在一定意義上，信任他人就意味著對這種恐懼感的克服。

神經經濟學家紮克是最早對信任的神經機制進行系統研究的學者之一。紮克等人發現，人體下丘腦(hypothalamus)分泌的一種激素催產素(oxytocin，簡稱OT)可以提高人們的信任水平。 催產素是一種神經遞質，通常在母親分娩時分泌得最多(所以叫“催產素”);它在人們進行社會交往，特別是需要依賴他人時分泌得也較多。在紮克等人的信任博弈實驗中，委托人最多可以投資10美元，然後實驗組織者會將投資額放大3倍交給代理人，代理人既可以把所有得到的錢都留給自己，也可以返還部分或全部給委托人。紮克等人發現，代理人在收到委托人的“投資後”(被信任後)，血液中催產素的濃度會增高，而且收到的金額越多，增高得越明顯;同時，催產素水平較高的代理人返還給委托人的錢也較多。他們同時進行的控制組實驗排除了金錢本身可能帶來的影響。紮克等人的這個研究表明，在獲得別人的信任後，人們大腦會分泌出催產素;而且在催產素水平增高後，他們也會更加願意回報他人。紮克等人的研究結果得到了其他研究小組的證實。

神經科學研究表明，催產素是通過調節大腦獎賞系統來增進人們的信任的。一方面，催產素可以導致腹側紋狀體分泌多巴胺，使人們有更大的激勵去尋求獎賞;另一方面，催產素能夠降低痛苦的生理表征，幫助人們克服恐懼。

(四)慈善捐贈行為的神經基礎

在現代社會中，慈善捐贈活動的影響越來越大，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匿名捐贈。為什麼人們願意匿名捐贈?尤其是這種捐贈行為既不會給他們自己帶來金錢回報，也無法為自己贏得好名聲。神經經濟學研究表明，慈善捐贈行為也與大腦獎賞系統有關。

默爾等人對參加獨裁者博弈的被試進行了磁共振成像掃描 每位被試初始稟賦都是128美元，他們可以用這些錢匿名給一些慈善團體捐款。這些團體的宗旨各不相同，而且可能彼此沖突：有支持安樂死和墮胎的，也有反對死刑和核戰爭的。被試可以選擇：捐款但不必自己出資;從自己的賬戶里出錢捐款;拒絕捐款且不必受到懲罰;拒絕捐款但要受到懲罰;直接獲得回報。腦成像結果顯示，直接得到金錢回報和捐贈(無論是否要自己出錢)都能激活中腦邊緣紋狀體獎賞系統中的腹側被蓋區(ventral tegmental area)和紋狀體的背部和腹部，這意味著，捐贈行為本身就帶有獎賞的意味——給予是快樂的。同時，他們還發現，無論是否需要承擔成本，捐贈行為都能夠激活(但是直接得到金錢回報則不能激活)大腦膝下皮質區(Subgenual area)，它包括內側最末端眶額皮質和腹側扣帶皮質，以及與之相鄰的隔區(但是直接得到金錢回報則不能激活這個腦區)。腹側被蓋區是多巴胺神經元最集中的腦區，而多巴胺水平的提高可以使人精神愉悅。另外，膝下皮質區與中腦邊緣系統的多巴胺能通路及5-羥色胺能通路密切相連，並能夠通過下丘腦前部室旁核調節催產素的分泌，而催產素則與人們的信任行為有關。

三、社會偏好的微觀結構：神經經濟學的視角

在神經經濟學中，討論偏好的微觀結構就是要將偏好內生化，解決偏好如何產生，如何隨著環境因素、情感因素、社會因素以及行為的改變而變化的問題，並揭示其神經基礎。

(一)環境因素

桑費等人在利用最後通牒博弈實驗和囚徒困境博弈實驗研究人的公平偏好時，設置了比較真實的社會交往環境，並對人與人博弈和人與計算機博弈時的腦成像數據進行了對比，結果發現，在“人與人博弈”和“人與計算機博弈”這兩種情境下，被試的公平偏好表現出了很大的不同。 被試的旁扣帶回皮質前部(anterior paracingulate cortex)和後顳上溝(posteriorSTS)在“人與人博弈”時激活程度顯著更高。這表明，被試是區別對待人類對手和計算機對手的。最後通牒博弈中，他們對人類對手提出的不公平方案更加傾向於拒絕;在囚徒困境博弈中，他們與人類對手更好傾向於合作。桑費等人還發現，一些早期研究沒有報告的腦區(如顳上溝中部、海馬體左部)也被激活了。這些腦區都屬於“他心認知”腦區，因此它們很可能正是被試在推測他們正在交往的真實社會對象的意圖時被激活的——他們會不會提出公平的方案?他們是願意合作的還是不願意合作的?這就表明，人的公平偏好取決於他的博弈對象是人還是物。

鮑姆加特納等人在研究信任問題時發現，當把信任博弈中的代理人改為電腦之後(這意味著信任博弈變成了一個不帶有社會認知因素的風險決策遊戲)，讓委托人吸入催產素，與恐懼的相關腦區如杏仁核、中腦區以及背側紋狀體的激活程度都沒有出現下降。這個結果說明催產素的信任效應只與社會認知和社會交往因素有關。

(二)性別因素

辛格等人在一項關於同情心的研究中發現，男性與女性的同情傾向在同樣情境下會表現出非常大的差異。 在他們實驗的第一階段，先讓被試(作為第三方)觀察其他人兩兩配對進行最後通牒博弈，即讓被試觀察最後通牒博弈中哪些人(第一方和第二方)會做出“背叛”行為，從而獲得某些人公平、某些人不公平的印象。然後，讓被試(第三方)目睹上述第一方、第二方遭受“痛苦懲罰”的情形，同時對他們的大腦活動進行磁共振成像掃描。結果表明，當第三方是女性時，只要看到有人受苦(無論是“公平的人”還是“不公平的人)，她們的前扣帶回和腦島皮質都顯著激活;當第三方是男性的時候，則只有看到“公平的人”受苦，上述腦區才激活。事實上，當男性看到“不公平的人”受苦時，上述腦區還出現了負激活，這說明他們在“幸災樂禍”。換句話說，男性的同情心已經被正義感壓抑住了。

(三)情感因素

格林尼等人采用磁共振成像對情感因素在道德判斷中的作用進行了研究。 他們設計了兩個結果相同但情景不同的“道德難題”：其中一個被稱為“電車困境”(trolley dilemma)，一輛電車朝5個走在軌道上的行人疾駛而去，如果拯救他們的唯一辦法是扳動道岔使電車切換到另一條軌道上去，但那樣就會撞死另一個行人，我們是否應該犧牲這個人的生命而拯救另外五個人的生命?另一個問題被稱為“天橋困境”(footbridge dilemma)，它與“電車困境”的唯一不同是拯救這五個行人的辦法是把天橋上的一個胖子推下橋去，用他的身體阻擋高速行駛的電車。同樣用一個人的生命拯救五個人的生命，但被試的答案卻大相徑庭：對前一個問題，絕大多數被試的回答都是“應該”;而對後一個問題，絕大多數被試的回答是“不應該”。腦成像結果表明，被試面對“天橋困境”時，與道德情感相關的腦區，如額中回(medial frontal gyms)，後扣帶回(posterioreingulate gyms)和雙側顳上溝(bilateral)的激活程度遠遠超過他們對“電車困境”進行抉擇時的激活程度。而且，在為數極少的幾個在“天橋困境”中給出“應該”答案的被試中，他們的思考時間都相當長。這表明，在“電車困境”中被試更傾向於功利主義立場，而在“天橋困境”中被試則更多地從動機角度來進行道德判斷。

(四)社會因素

影響偏好的社會因素的範圍非常廣泛。在一定意義上，行為經濟學中討論的損失厭惡、後悔效應、框架效應、稟賦效應、加權效應、錨定效應、符號效應和參照點效應等等，都可以歸結到偏好不一致上來，這些效應影響社會偏好的神經機制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在一項關於不平等厭惡的腦成像研究中，特里科彌等人將最後通牒博弈延伸到損失情境中，考察損失厭惡傾向對公平偏好的影響。 他們發現，在損失情境中，被試的損失厭惡傾向會對公平偏好起到強化的作用。腦成像結果表明，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損失情境下的分配方案誘發了更強的不公平感和負性情緒;另一方面，損失情境具有注意加工優先性，且與不公平概念有更強的內隱聯系，更需要認知腦區(如背外側前額葉)對情感的控制與調節以及獎賞腦區(如眶前額葉皮質)對經濟利益與主觀效用的計算。

四、結語

如果偏好的同質性和不變性是一個“絕對律令”，那麼就無異於將人看成一個機器。我們認為，一致性公理的要求的只是“情境依賴的偏好一致性”。 偏好既包括自利的個人偏好，也包括非自利的社會偏好。打開偏好的“黑箱”，是神經經濟學研究的重要目標。本文對社會偏好神經基礎和微觀結構的研究的初步總結，只是這個研究方向上邁出的第一步。

偏好是神經元網絡(或神經回路)編碼的一種功能;人類的決策行為，則可以看作各種神經元網絡對不同情境下接受環境信息輸入所做出的反應，這種反應必然是一種覆雜系統秩序湧現的結果。顯然，進一步的研究必然涉及這兩個問題：自利偏好和社會偏好是如何競爭、互動的?與各種偏好對應的神經機制或神經回報到底是怎樣形成的?在這些問題上，經濟學家可能比神經科學家更有優勢。（收藏自 中國愛思想網站 2015-09-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