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在上面的敘述中出現了信號傳播理論的核心觀念“信號通道”（channels）或簡稱“信道”（在無線電通訊中又譯“頻道”），以及相對於給定的信道而言的“噪聲”（noise）。因此，阿羅於1970年至1971年期間創立的這一組織理論，若可借鑒控制理論家於1958年至1961年期間發表的諸如“卡爾曼濾波器”這樣的降噪方法，可能發展為更具現代社會理論意義的組織學說。當然，這類平行拓展理論的過程是否富於成果，以控制系統的卡爾曼濾波借鑒到社會系統為例，關鍵是要在社會系統里找到一些能夠履行卡爾曼濾波行為的機制。我認為，例如，那些不參與決策而且與決策利益無涉的嚴肅新聞媒體就相當於很好的誤差檢測機制。當然，在誤差檢測機制之外還必須有決策失誤的矯正機制，而且矯正機制應當與決策機制“正交”——即利益無涉。這里，憲政民主或許是最可借鑒的一套制度。

以上敘述意味著，假設人口規模和能力分布不變，同樣的科層高度，只因為有不同的政治架構就可以有相差懸殊的社會組織成本。所以，小國的經驗借鑒到大國，首先應考察小國政治架構可否借鑒到大國。基於上述社會組織原理，我們知道，在威權主義的政治架構之內，小國的成功經驗通常無法借鑒到大國來。

在東亞文化圈之內，以儒家文化傳統而嘗試民主政治，台灣是最可借鑒的，其次是韓國。回顧1980年代後期由鄧小平推動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探索，至2007年，我們已可明確判斷：中國經濟發展必將受累於嚴重滯後的政治體制改革（汪丁丁，2011，“官僚政治是市場經濟的死敵”，為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國企報告》撰寫的《新政治經濟學評論》編者按語，又因天則“國企報告”杭州座談會紀要未能通過浙江大學出版社的政治審查而未能在該刊發表）。然而，中國政治改革只能依靠本土政治領袖的實踐智慧。

實踐智慧，這一短語的漢語翻譯十分無奈，它的英文“phronesis”來自一個希臘單詞，我在《新政治經濟學講義》里用了至少兩個獨立章節來介紹和追溯西方實踐智慧傳統的丟失與重新發現。概而言之，實踐智慧既不是以必然秩序為冥想對象的“努斯”（智慧）又不是借助於偶然技巧獲取成功的“技藝”，而是在應對偶然性時運用努斯的能力，故而只好譯為“實踐智慧”。我在近作“人類創造性的兩大前提”里解釋過，來自拉丁語的“判斷力”與來自希臘語的“實踐智慧”，二者之間關系密切，也許，我們可以用“睿智”來涵蓋這兩個單詞。

我們怎樣獲得康德描述的那種判斷力？除了實踐，並且以師徒相傳方式積累經驗之外，沒有更好的途徑。法官最典型，“法官”（judge）與“判斷”（judgement）分享同一個拉丁文詞根，為了勝任這一職務，他通常要畢生積累經驗才可獲得令人信服的睿智（實踐智慧）。在欠發達社會里，也因為法官缺乏令人信服的睿智，法律不能獲得使法律有效的權威性。我記得，康德在《判斷力批判》里討論過的另一需要充分睿智的職業是醫生。這里，判斷力的重要性絕不亞於法官在許多可能影響相關社會成員未來行為的決斷當中作出最終抉擇的那種判斷力。並且，醫生需要熟悉患者的生命史和社會史，他甚至常被視為患者家族的特殊成員。兩千年前，醫聖蓋倫曾有預言：未來每一個人將成為自己的醫生。也就是說，醫生的實踐智慧遠比法官的更具有“本土性”，他甚至必須就是患者自己。

如果我們懂得了法官和醫生是怎樣令人信服的，我們就明白，本土的政治領袖們應當具備怎樣的智識與豁達，才可說是令人信服的，於是才可獲得使政治領導成為有效的那種權威性（汪丁丁，2008，“智識與豁達：未來十年政治領袖的品質”，《財經》雜志評論員文章）。遺憾的是，百年以來，或六十年以來，尤其是近三十年來，實踐智慧正逐漸從中國政治運行過程中消失。

回到主題，假如我們缺乏政治智慧，假如我們試圖將例如新加坡那種只適用於小邦寡民的威權主義經驗借鑒到中國來，那麽，我們可以將各級政府的權力擴張到足以像新加坡政府控制新加坡這樣一個城邦的社會生活那樣控制中國的社會生活，注意到權力有強烈的收益遞增性質——即權力自發地追求更大權力，我們不難想象，如同歷史上多次發生的那樣，市場經濟將被如此強大的政府權力完全摧毀。這就是為什麽幾乎每一個大帝國的瓦解，首先由於中央財政的稅收來源迅速枯竭（參閱希克斯《經濟史理論》）。理由很清楚，因為，官僚政治是市場經濟的死敵，當它拼命掠奪經濟的時候，同時也就成為它自己的掘墓人。事實上，我們完全可以將市場經濟視為官僚們的“公共財”，官僚們競相追逐更大權力的行為必定導致公共財悲劇。

希克斯臨終時說過，他畢生努力試圖解釋“利潤”從何而來。企業為何能夠有利潤？因為供給曲線向上傾斜，更確切地說，是因為企業運行於它的邊際成本曲線與平均成本曲線交點的右側，同時，企業面對的需求曲線與邊際成本曲線在這一交點的右側相交，於是有了超過平均成本的“利潤”或“擬租”。希克斯當然懂得由他參與創立的這套教科書解釋，他探索的解釋，遠比教科書解釋深刻。例如，我記得在他的一篇短文里出現過這樣的問題：為什麽具有最低平均成本曲線的廠商不能無限覆制自己的工廠從而使全世界的同類產品都由這家廠商提供？他提供的一種解釋是這樣的：因為，當最有效率的工廠被持續覆制到全世界時，或遲或早，企業家管理這些工廠的能力，簡稱企業家能力，將成為最嚴重的制約因素。希克斯相信，供給曲線之所以向右上方傾斜，歸根結底是因為企業家能力的稀缺性。

我相信，讀者明白了上述道理之後，不難判斷，大國不能以小國為師，因為當一個小國的成功經驗被一個大國持續覆制到足夠大的範圍時，政治領袖們還有能力（實踐智慧）有效管理這些覆制出來的小國嗎？這是一個希克斯早已看到解答的問題。諾斯論證，政治家能力與企業家能力是同一類的能力，所以，他始終持有廣義的企業家概念，將政治家包括在內。那麽，企業家獲得利潤，因為企業家能力的稀缺性。因此，政治家獲得利潤，因為政治家能力的稀缺性。換句話說，當一個社會承認政治家對利潤的權利時，就意味著政治家能力是稀缺的。既然如此，如果沒有政治體制改革——旨在使社會組織的有效運行不再僅僅依賴一位偉大政治家的能力——大國就無法在足夠大的範圍內覆制任何小國的經驗。

作者為財新傳媒學術顧問，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2016年02月19日 來源於 中國財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