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中國古人實踐智慧的一項遺產。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莊子集釋》卷六下《外篇·秋水》）。亞洲“四小龍”的發展經驗，自1980年代後期至今（尤其李光耀逝世之後），多次被鼓吹推薦給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試圖成為“大國之師”。其實，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世界銀行寫給中國的咨詢報告就已充分注意到大國與小國的發展模式有本質差異。我清楚記得，這份報告的附錄，以“錢納利-仙昆”大國模型這一醒目標題在中國經濟學家當中傳閱。“大國模型”的思想淵源，我認為可追溯至楊格（Allyn Abbott Young，1876-1929）以及劍橋的“凱恩斯小圈子”晚期的核心人物羅賓遜夫人（Joan Robinson，1903-1983）和她的丈夫奧斯丁（Austin Robinson，或者，(Edward) Austin (Gossage) Robinson，1897-1993）——奧斯丁1960年主編出版了一套文集，主旨是探討“大國的發展模式”（《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Size of Nations》New York: St. Martin’s）。這套文集收錄的是1957年國際經濟學會32名參會者在里斯本關於“國家福利與國家規模之間關系”的討論文章，而且，一位重要的書評作者科爾（晚年定居英國的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特別引述了與會者們的感慨：“對於這一重要議題，他們發現，找不到任何更早的足以引證的文獻”（Leopold Kohr，1961，“book review: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size of nations, by Austin Robinson”《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 5，no. 1，pp. 78-81）。事實上，科爾認為他自己1941年的作品和西蒙斯1948年的著作《Economic Policy for a Free Society》都是與會者們可以引證的先期文獻。也是在科爾思想的影響下，舒馬赫鼓吹“小的就是美的”。關於科爾推動的這一思潮，讀者可參閱 Leopold Kohr，1941，“disunion now: a plea for a society based upon small autonomous unit”《American Weekly Magazine》，reprinted as，“Leopold Kohr on the Desirable Scale of States”，《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vol. 18，no. 4（December 1992），pp. 745-750；以及他1957年發表的引發了更多爭議的著作《the Breakdown of Nations》。

羅賓遜夫人可以說是凱恩斯“耳濡目染”的朋友，她的丈夫奧斯汀.羅賓遜（在凱恩斯最繁忙的時期承擔了《經濟雜志》編輯職責）發表於1947年的《凱恩斯傳》（商務印書館1980滕茂桐中譯本）被認為是超過了哈羅德爵士《凱恩斯傳》的最佳傳記。羅賓遜夫人當然熟悉凱恩斯為批判斯密經濟學而提出的“集結謬論”——個人美德推廣至全局可能導致不利於每一個人的惡果（例如“節儉”這一美德可能導致經濟蕭條從而抵消了節儉的初衷），當她運用這一極富洞見的觀念於發展經濟學領域時，她意識到，適合於小國的發展策略不能運用於大國。今天，在博弈論視角下，羅賓遜夫人的洞見相當於經濟學家早已獲得從而遺忘其思想起源的這一常識：當博弈參與者數目足夠多時，每一參與者可以假設自己的策略對博弈格局毫無影響——即“小國”的模型。另一方面，當博弈參與者數目很少時——“大國”之謂也，沒有參與者可以假設自己的策略對博弈格局毫無影響。一個最近的案例，就是央行使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中間價突然貶值引發的全球效應。

因此，錢納利和仙昆大國模型的涵義，在探討大國經濟潛在具有的（由楊格在他那篇1928年皇家經濟學會會長就職演說里權威論證過的）規模經濟效益之外，至少還包括這樣一個命題：大國必須承擔大國的責任，雖然小國可以不負責任——日元大幅貶值幾乎50%而沒有引發人民幣貶值不到2%所引發的全球效應。縱觀天下，這就是尺度差異導致的大國與小國公共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的本質差異。大國模型的數據來源，我記得包括：美國、蘇聯、澳大利亞、加拿大、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阿根廷、巴西、秘魯。

大國往往是特定文化傳統的核心區域。以中國為例，值得借鑒的小國主要分布於東亞儒家文化圈內，但中國大陸則是儒家文化傳統的核心區域。恰如列文森指出的那樣，大國的知識分子在模仿西方現代化的本土社會轉型期，敏銳地感受到被邊緣化的痛苦，從而奮力反抗西方的以及現代化的生活方式及情感方式（參閱：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鄭大華等譯；尤其是墨子刻為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0年黃克武《自由的所以然：嚴覆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撰寫的序言）。與大國相比，小國的文化特征在於它往往能夠接納不同文化的影響（因為它或許更需要借助於來自其它大國的文化勢力來反抗它一直不得不依賴的特定的文化勢力），從而具有更加靈活的發展策略。典型的案例是日本，它被認為同時接納並試圖融合“儒家-佛教-基督教”三大文化傳統。與此類似但程度不同的是韓國（儒家-道家-佛家-基督教）和新加坡（儒家-佛家-伊斯蘭教）。其實，最接近儒家文化傳統的核心區域的是台灣而非新加坡。

經濟發展不同於經濟增長，前者是不折不扣的社會演化過程——相當於人的“身-心-靈”協調變動過程，而後者狹義而言僅僅是GDP指標及其部門結構的變動過程——相當於人的身高或體重的變動過程。清末民初，中國知識分子怎樣看待西方列強？嚴覆和章太炎雖有相當對立的政治態度卻都持有對西方文化的批判立場，大國知識分子素有“攜泰山以超北海”的文化氣魄，他們對西方文化的基本立場，借用馮友蘭的概括，就是：雕蟲小技，乃折枝之類，壯夫不為也（參閱馮友蘭《三松堂全集》卷二“中國哲學史”上卷1930年“緒論”）。科爾在《the Breakdown of Nations》里指出：社會規模又一次表明是一切問題的根源——不論這些問題是好的還是壞的，文化生產力與假設有限的人類智慧，由於專業化而導致在廣泛領域里的無知，以及由於毫無意義地符合社會功利主義的優越性。如果說歷史主義看重的那些經濟要素，諸如偉大領袖、民族傳統、或生產方式，可能解釋許多現象的話，那麽，關於社會規模的理論可能解釋的就更多。注意，科爾在這里將“國家規模”改換為“社會規模”（social size），並由此而十分接近了阿羅《組織的限度》思路（Kenneth Arrow，1974，《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s》W.W. Norton）。

在理論的視角下，由於“國家”的覆雜性質（民族的、政治的、文化的、經濟的、以及其它方面的），“國家規模”是一個過於覆雜故而在政治經濟學範圍內難以操作的觀念。將國家轉換為社會，是可能更富於成果的思路轉換。雖然，“社會”這一觀念仍有許多不同定義。阿羅的思路，首先將社會轉換為組織，從而可以只研究組織的效率問題。根據布坎南“俱樂部理論”基礎上的公共選擇理論，也根據阿羅這部文集（《組織的限度》）第一篇文章“個人與社會的理性”基礎上的社會選擇理論，“組織”可定義為追求某些共同目標的人群。雖然，組織成員們仍可有許多不同甚至沖突的個人目標。組織得以存在，是因為這些個人目標的集合之間有非空交集，並且，對追求這一交集之內的目標而言，個人因參與組織而付出的代價小於他因參與組織而分享的規模經濟效益。

基於共同目標，經濟學家可以分析任何組織的“效率”問題，即為實現共同目標而支付的代價是否最小，或限於給定資源是否能最大限度地落實共同目標。假設人群規模是給定的並且能力在人群中的分布是給定的（通常假設為正態分布），那麽，組織的規模經濟效益取決於科層的高度，即社會網絡的底層至頂層的距離。阿羅對組織理論的貢獻在於，他證明在上述假設下存在“最優科層”。當組織結構偏離最優科層時，只有兩類情形，其一是科層高度偏低（“過於民主”），其二科層高度偏高（“過於集權”）。從多細胞體內部的神經元之間的分工到人類社會成員之間的分工，一項普適的原理是：底層的社會功能是采集並傳播信息，頂層的社會功能是根據底層上傳的各類信息提出與全局相關的決策。組織理論的基本問題是：一方面，從底層到頂層的信息傳送距離越長，信息因“信道噪聲”而扭曲“失真”的程度就越高，從而決策失誤的概率也就越高。另一方面，從頂層到底層的距離越長，通常，頂層成員人數就越少，從而達成決策所需的共識程度也就越高——更高的頂層共識程度通常意味著決策可被更有效地執行。據此，我們不難想象二維平面內的一條“組織成本”曲線，呈“U”形，橫軸增加的方向表示科層高度的增加。當科層的高度在 U 形曲線最低點的左側時，科層高度偏低，組織成本高於最優科層的成本。當科層高度在 U 形曲線最低點的右側是，科層高度偏高，組織成本高於最優科層的成本。

現在假設人群的規模（通常以人口總量來衡量）逐漸增加，那麽，給定能力在人群中的分布，每一管理者的有限能力意味著科層高度的逐漸增加，這當然意味著信息在底層與頂層之間傳播時的失真度逐漸增加，從而頂層決策失誤的概率逐漸增加。於是不難想象，小國的成功決策借鑒到大國之後，因失誤概率太高而造成的損失遠超可能產生的收益。其實，這也是科爾（《各國的裂解》）和舒馬赫（《小的就是美的》）學說的一種涵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