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有了這麽幾個點：南京，一個天主教的家庭，沈福宗本人，還有他對於拉丁文的知識，然後我們有了一些估計的日期。沈福宗可能是17世紀60年代出生的，那是康熙朝早期的時候。他1691年在印度洋上去世，因為熱病。他有著對於拉丁的知識，基督教的信仰，還有對於西方的知識，不過令人遺憾的是他在海上死去了，也被海葬了。他留下了一些尚待傳到中國的信息，後來我們得到英國的一些資料，這些資料是他的老師傳回英國的訊息，從這些資料我們得知，他想帶回中國的訊息是“what it was like in the west”， 這也是我在書中用到的短語，“西方那個時候是什麽模樣”。不過這些訊息後來都丟掉了，因為沈福宗的旅伴，也是他的老師，一些天後也去世了，在另外一艘駛向中國的船上。這是一個奇怪的巧合，不過確實使得歷史學家的任務更加艱巨了。

這個生活在17世紀60年代到1691年年紀輕輕就去世的人對我來說，是一個對於歷史的真相(truism)的理解很好的例子。歷史的真相，我們認為，是那些事實，無需太多的思考和解讀。關於沈福宗，他的歷史真相是這樣一個等式：我們知道他的故事是什麽，我們可以寫下他三十年的經歷，不過另一個方面是，我們不知道這這個故事的意義。一個故事是什麽，和一個故事意味著什麽，這裏面有巨大的差距。我們需要縮小這個差距，如果我們能夠知道這個故事的意義，那麽我們就幾乎達到歷史學的目的了。

這樣一個追尋故事意義的過程，總是非常模糊的，意義是不容易被捕捉的，而且可能是模棱兩可的，尤其是沈福宗留下的是一些只言片語，一些拉丁文，還有以下他隨手記下的數字。我們不如從沈更為人熟知，更令人驚異的一個考試講述這個故事。當我們談論沈福宗的時候，我們可以從那些我們確切知道發生過的事情開始，然後我們可以談談哪些東西可能使得這些事實有意義。沈的生活有幾個重要的側面，讓我們從這些確定的側面開始。

歷史記載中沈福宗的七個側面

下面是沈故事的第一個側面，在沈福宗的歐洲之旅中，我們知道他引起了當時歐洲幾位國王的好奇心，對我來說這非常有趣，這樣一個人會和國王認識。他從半個地球那麽遠的地方來，好像確實應該見見國王。他見過兩個國王，一個是英格蘭的詹姆士二世，另一位是“太陽王”路易十四，路易十四一定讓他的仆人問過沈，是否願意到他最近建成的一座宮殿——凡爾賽宮去見他。根據其他的一些資料，我們知道沈福宗確實到了凡爾賽宮，見到了路易十四，他們討論了一些問題。太陽王希望了解書法，中國人是怎麽寫書法的，外國人能不能學書法，他也讓沈福宗寫了一些書法。然後太陽王希望他念主禱文，用中文。這段禱文是新教中簡單的，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文字，太陽王希望這是普世的，希望知道中文中它聽上去是什麽樣子。然後，就像法國人常說的，生活就是生活，路易十四希望沈福宗表演用筷子吃飯。這個當時自認最有權力之人，卻不知道如何去使用一雙筷子。對於一個中國人，太陽王希望知道書法，中文的新教禱文，還有筷子，所以我們可以看見當時的中國是怎麽被歐洲所理解的，歐洲對於中國的興趣是什麽。

另一個例子是詹姆士二世和沈福宗的會面，但是詹姆士二世正在喪失自己的王位，正在被反對者推翻，但是和沈福宗會面的時候他還是王。他們在牛津會面，還讓當時的宮廷肖像畫家戈弗雷·內勒（荷蘭畫家，當時生活在英國）畫了一幅沈福宗的像。可是這幅像後來在戰爭中遺失了，我們現在知道當時看過的人的一些記載，所以我們知道這幅畫存在過。

沈福宗的故事的第二個側面與學者的世界相關，主要在英格蘭，也在其他國家有記錄。在這個學者世界中語言是一個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拉丁語，所以他在一個相對優越的環境長大，學習過拉丁語，在他到了歐洲以後，他1684年抵達歐洲，他的語言是和這個學者的世界的一個重要的紐帶。他和這些英國的學者（他們也會拉丁語）可以有一些有效的交流，而不僅僅是會面。他和他的老師有很好的交流，也去了圖書館，因為他們當時在牛津，牛津已經是比較成熟的大學了。但是牛津老師的講座有些還是拉丁語的，還有一些是英文的。

耶穌會當時在中國是人數最多，組織最好的教會，沈福宗也是接受耶穌會的教育的。沈在耶穌會時，耶穌會正在進行一個很有意思的項目，他可以為這個項目工作，這個項目當時快要完成了，這就是論語的翻譯工作。這是一項團隊工作，有大概20個懂中文的耶穌會教士聯合進行。沈福宗並不是一個核心的工作人員，但是確實參與了這個項目，作為一名校對員，校對《論語》。這是一個確定的事實，不過我們不知道他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大學》《論語》和《中庸》都被翻譯了，並且在法國出版了一本很精美的書。沈福宗可能是第一個把這本譯本帶到英國的人。

他從法國把《論語》的一份拷貝帶到了英國，給了牛津圖書館。牛津那個時候正在建設現在舉世聞名的博德利(Bodleian) 圖書館，博德利先生是一個書籍收集者，後來給了牛津他收集的書籍，所以牛津的圖書館以他的名字命名。沈福宗把書放進了博德利圖書館的館藏，並且遇到了一個人，叫托馬斯·海德(Thomas Hyde)， 他是英國的第一個著名的東方學家，會阿拉伯語還有馬來語等語言。托馬斯·海德在牛津有很多熟識的學者，也結識了很多倫敦的學者，這些學者和巴黎的東方學學者是有聯系。因此沈福宗被要求將四書中三本已經譯成拉丁文的帶到英國去。沈福宗因此也被邀請參加學術圈的很多晚餐活動，談論中國的情況。

學者的世界也是一個印刷和出版的世界。印刷的世界是值得我們單獨研究的領域。你可能會想到，因為四書的翻譯，這些中文書籍的出版會在歐洲重要的商業和學術中心留下印記。有兩個城市對這樣的書最感興趣。一是阿姆斯特丹。它在文化上的地位當時是舉足輕重的；另外一個城市是羅馬，那裏是基督徒教學和成長的中心。這些孔子的書的整理和出版 – 當時的英國人就把這幾本書叫做“孔子的書”（The Confucius）- 當詹姆士二世訪問牛津的時候，他問圖書館的館長，你的圖書館有沒有孔子的書？當時的館長，就是我們上面提到的海德先生，回答說，我們有。詹姆士二世又問是那位中國人帶來的嗎？海德回答說是的，陛下。

倫敦當時出版業的狀況也值得談兩句：當時引入了新的郵政系統，被稱為便士郵政體系，郵政的廣度也大大提高了，信件可以抵達大部分說英語的地方。沈進入了這個新的出版和通訊的世界。我們可以找到他當時的兩份信件的殘片，從內容和筆法上我們能看出是他寫的信。

因此沈福宗所抵達的西方是有意思的：有對於儒家書籍的翻譯和出版，有國王會關心這本書，同時也讀書，會給他做一副畫像。這些引發了書商和出版人和他的晚餐聚會，使得被翻譯的儒家經典書本銷售、流通往外國的市場。

第四個側面可以是非常簡略的，這是因為我們不知道當時的細節。這是一個語言學的世界。對於各種語言語法的研究在當時很盛行，中文當然是一門學者已經在學習和研究的語言，希伯來語，阿拉伯語，印度的語言，馬來語都已經在研究。 中文當然是核心的語言之一——因為中國的強大。從人力的角度看，中國擁有大量的人口，在康熙年間，這些中國人就開始了海外離散的現象，在歐洲的運輸和貿易行業都需要對中文有些認識。我的大學的創始人，耶魯先生，也和這件事情小有關系。耶魯是一位在印度的金融家，他和印度和中國的商人打交道，這些人把貨品賣向歐洲。

下面是第五個側面。我把它稱為“書籍流通所形成的交流圈子”。商業，金融，貿易的發展都在當時促進了貨品的流通。書在當時的流通狀況下，可以被很多人看到，這個流通過程中最重要的人之一是書商，當時大量的書商通信給我們提供了這方面的歷史資料。印刷出版是一回事，書的流通又是另外一個世界，也是常常被我們所忽視的。我們知道沈福宗當時買到了一些英國的書，還有一些外國的書，同時他還希望買到來自中國的圖書。當他在牛津博德利圖書館時，圖書館開始為所有的藏書編目，這好像是不甚重要的事情，不過當開始為圖書編目的時候，就得開始考慮圖書的儲存，補充，找到書的彩頁，並且制作摘要。沈福宗在這個時候就有獨特的作用了。通過和書商的交流，他開始理解西方世界的通訊和物流體系，當時除了官方的郵政系統之外，文書的傳遞還有一些其他的渠道。我們不知道細節，但是他一定通過書的流通更好的理解了西方的通訊體系，還有當時的文具更加豐富了，包括紙張，墨水的種類都增加了，沈福宗對此應該是十分熟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