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合作秩序的特征

目前，“絲綢之路”戰略構想依然處於構想階段，也處於對外倡議初期。因此，當前來闡述“絲綢之路”戰略構想下新合作秩序的特征是困難的。然而根據過去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經驗和對既有國際合作秩序的研究，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可能是探尋新合作秩序特征的重要前提。

1.主權國家的權益問題

從正面看，新的合作秩序必須尊重所有主權國家的權益，始終把主權國家的權益放在優先地位，在不同主權國家的合作安全觀下，通過多層次、多渠道、多紐帶的合作，共享區域合作的利益，共同承擔合作的風險；從反面看，新的合作秩序不是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合作構想的直接延伸。“絲綢之路”戰略構想作為國家戰略可以在國內加以實施，但是在國際層面上僅為中方的對外倡議，需要尊重沿路國家的主權利益，在沿路國家有合作意願的條件下才能推進和實施。中國不可能“單打獨鬥”，更不可能將本國的戰略外推給沿路國家。

 當然，在發展中國家之間，在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在中國與其他沿路國家之間，確實存在諸多共同的訴求和利益。第一，這些國家都未完成工業化，都面臨著嚴峻的發展任務，包括在公路、鐵路和管道運輸、大型工業基地、園區和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壓力，在傳統農業現代化、資源開發利用以及金融、教育、旅遊和文化等領域的發展困境，國內外市場壓力下的經濟結構調整以及中長期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培育等方面的難題；同時又面臨著傳統發展模式帶來的環境破壞和生態治理的巨大壓力。第二，這些國家都處於西方主導的國際合作秩序的外圍或邊緣，既有推進雙邊和多邊跨區域合作的意願，又有不同於發達國家的合作理念、合作規則和秩序要求。值得註意的是，一些政治、經濟和文化相對落後的國家的對外合作權益往往受制於西方成熟的合作模式和所謂的“慣例”，受到不平等、不公正和不透明的對待。該情況在筆者調研的中亞和中部非洲國家普遍存在。仍以石油產業為例，目前在非洲的尼日爾和乍得、尼日利亞，就存在西方石油公司較為隱蔽的不平等條款、不公正競爭和帶有欺騙性質的殖民經營行為，(11)從而與中國石油公司在這些國家堅持上中下遊一體化開發的合作模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對此，西方公司提出的“合理”依據是商業公司股東利益最大化原則，這顯然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訴求不符。而中國石油集團在國際化經營中堅持的合作理念和實踐是：在確保和實現資源國主權權益的前提下才能實現中方的商業利益，而不是相反(將主權國家的利益視為從屬利益)；並且堅信，為資源國利益貢獻越大、越長遠，互利共贏和可持續合作才越有保障。(12)這樣的合作智慧源於發展中國家內部共同的發展訴求和對主權權益的維護。筆者認為，這樣的合作認識不僅適用於能源資源和基礎設施領域，而且對中國與沿路國家在農業、新技術和金融等領域的合作同樣具有重要的參照價值。

2.“絲路文化”問題

從國際合作理論看，合作是一種文化現象。合作秩序的維護需要共生的合作文化支撐。建構主義清晰地指出，僅有共同的利益而缺乏對規則的共同認知，仍不足以形成合作。國際合作的途徑是：在國際體系中，互動的行為體在團體、類屬、角色和集體四種類型中確認自己的身份。(13)在合作文化中，又會在相互依存、共同命運、同質性和自我約束方面形成集體身份。(14)在國家確定身份以後，在利益選擇中有客觀利益和主觀利益。前者指再造自我時不得不滿足的條件，是國家對外政策行為的客觀限制因素，後者為變化中的文化因素。確定集體身份和利益，不一定必然導致合作行為，即使產生合作也可能是功利主義的合作。目前在國際合作中存在諸多僅有共同利益而缺乏對規則、機制和融合的共同認知的情形，因而難以推進合作。

 在此，本文將合作文化定義為跨區域合作所形成的共同的合作理念、合作規範、共同認可的合作模式或機制和合作行為方式等。從“絲綢之路”的歷史傳承看，“絲綢之路”本身就是一種共生的經貿文化(即“絲路文化”)。沿路國家都是“絲路文化”的推動者和貢獻者。二十多年來，中亞地區、東南亞地區和非洲等地區廣大發展中國家針對共同面臨的發展問題，提出了多種符合本地區利益和特色的跨區域合作倡議(如中亞區域經濟合作、歐亞聯盟、東盟的一體化倡議、非洲發展新夥伴計劃等)。這些倡議與我國的“絲綢之路”倡議思路接近。哈薩克斯坦等中亞國家和一些東南亞國家希望借“絲綢之路”這一共同的歷史傳承、紐帶和機會，通過雙邊及多邊合作，不斷擴大共同或相近的共同利益的意願，既為我們展示了良好前景，也清楚地提示：“絲綢之路”倡議依托於“絲路文化”。缺乏平等合作、協同發展和共建共享的“絲路文化”，不可能建立新的合作秩序。

四、外部性分析

“絲綢之路”戰略構想對內是國家的新戰略(盡管仍處於構想階段)，對外是我國向“絲綢之路”沿路國家提出的合作倡議，類似韓國提出的“歐亞倡議”。(15)這一戰略構想是對國內既有合作戰略的升級，雖然不同於西方主導的合作秩序的模式，但是不排斥沿路國家和地區既有的合作戰略和倡議，也不可能取代現有的合作秩序。隨著這一戰略構想在國內的推進和這一倡議在國際層面的推展，“絲綢之路”面臨著復雜的外部性，具有如下三個方面的特征：

(一)積極的外部性

在中亞地區，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對我國提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表示出較大的熱情。因為這些國家自身也有類似的倡議，多年來一直圍繞“亞歐大陸橋”積極推進“絲綢之路”項目下的互聯互通、多層次和多領域的跨區域經貿合作。2014年6月，阿富汗總統卡爾紮伊在訪華期間對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明確予以支持。(16)在西亞，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基本呼應“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倡議，伊朗專家也予以認同。(17)在東南亞和南亞地區，多數國家希望與中國逐步提升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在內的雙邊和多邊區域合作層次。近幾年來，我國與巴基斯坦的基礎設施建設合作穩步推進；(18)在東亞地區，韓國提出的“歐亞倡議”的時間和內容與中方的“絲綢之路”戰略十分接近，並希望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目前德國和法國等歐洲國家出於其現實需求，基本呼應和支持“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

 上述情形說明，“絲綢之路”倡議在我國的西部周邊國家和地區具有積極的外部性。這些周邊國家和地區與我國具有相似的發展訴求，多數願意與我國共同推進“絲綢之路”倡議，落實“五通”，逐步建立健全系列合作協議和雙/多邊合作機制，逐步提升合作層次、水平和能力。

(二)不確定的外部性

“絲綢之路”戰略構想難免與既有的合作戰略和倡議出現重疊和交叉。我國的跨國投資合作已成功進入中亞和俄羅斯地區，並在能源等領域取得了較大發展，今後將在新戰略構想下在“原蘇聯空間”(即獨聯體範圍)逐步擴展。然而，早在2011年10月普京就提出“歐亞聯盟”構想，意圖是在獨聯體範圍內建立類似歐盟的聯合體。這個“歐亞聯盟”既有經濟內容，更有政治內涵，目的是提升這個超國家聯盟自身的作用，以便與北美自由貿易區、歐盟和亞太經濟體形成談判實力。2014年6月俄羅斯、白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簽署了建立“歐亞經濟聯盟(EEU)”的協議，這是三個國家易於接受的趨勢。(19)今後隨著這一聯盟的繼續發展，將與“絲綢之路”倡議出現交叉。雖然目前俄羅斯不反對“絲綢之路”倡議和韓國的“歐亞倡議”，也不阻擋中國在中亞地區的合作進程，而且烏克蘭危機後，俄羅斯更加強化了與中國的合作，並希望參與連接朝鮮半島與歐亞大陸的基礎設施建設和有關投資合作，(20)但是，俄羅斯封閉式的“歐亞聯盟”思維與中國開放式的合作思維間的戰略差異依然存在，可能給未來帶來諸多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