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近20年的培育和合作，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緬甸和新加坡成為我國諸多產業雙邊合作的重要對象，而東盟成為我國在這一地區開展多邊合作的重要平台。南亞和印度洋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以及東非國家，是我國在南亞或北印度洋合作的重要國家。其中，中巴經濟走廊和孟中印緬之間的合作，是海上“絲綢之路”在北印度洋的重要依托。

 目前，中國石油集團已經在上述地區和國家有70多個油氣勘探開發項目和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在上百個國家從事與油氣相關的工程技術服務。加上中石化和中海油以及其他能源公司，我國的跨國石油合作已經在中亞、西亞、東南亞、南亞、東非等地區的戰略板塊和支點形成了陸海項目並舉、區域分布相對合理、運輸通道相互呼應的海外油氣開發戰略布局。這可視為我在“絲綢之路”建立戰略板塊和支點的重要基礎和成功實踐。③今後不斷擴大這些戰略支點，形成合作優勢，可使我國的陸海“絲綢之路”戰略構想獲得應有的戰略利益。

二、跨區域合作的新特性

與“絲綢之路”的地緣空間特征相映照，“絲綢之路”戰略構想的基礎在於跨區域、跨領域和跨文化的互聯互通、協同合作和主動融合。這些特性既是“絲綢之路”的歷史傳承，更是現實發展的新趨勢。

(一)30多年跨區域合作的困境和新方向

上世紀70年代以後，有關跨區域合作理論相對清晰。④但是，我國的跨區域合作進程相對落後。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讓一部分人和地區先富裕起來”(即“先富政策”)的推動下，中國政府不斷推進內外開放和合作，積極鼓勵東、中、西部“非均衡發展”，鼓勵先富地區帶動落後地區發展，取得明顯進展，但是東、中、西部之間仍然存在巨大差距。自1990年至2000年，我國東西部國內生產總值的差距由80年代的2.16倍提高到2000年的3.11倍，2005年提高到3.64倍，2008年繼續拉大到4.32倍，2012年為3.77倍。⑤1999年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2003年和2004年分別提出“中部崛起”戰略和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2005年後，中西部經濟發展加速。2010年後，地區經濟差距趨於縮小，但是在經濟結構轉型和綜合發展能力方面，中西部地區依然落後。原因之一在於“先富政策”下的跨區域合作戰略，對中西部地區發展的內在動力、包括該地區經濟產業一體化的需求和特定的發展路徑缺乏考慮。東、中、西部的優質資源、技術和人才難以形成合理流動。長期以來，中部和西部主要是東部經濟發展的原料供應地。“先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中西部發展的主動性、特色和內生動力。在對外貿易和對外經濟合作方面，在2013年全國4.16萬億美元的進出口總額中，東部(11省市)占86％，中西部僅占14％；在全國引進外資1200-1300億美元中，東部占1000多億美元，中西部僅占200-300億美元，更不用說中西部在體制改革、開放機制和綜合服務能力上與東部地區的差距了。

 近十多年來，東、中、西部的跨區域合作，以公路和鐵路等交通運輸及能源資源、高新技術合作為重點，加大了對中西部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加快了資源開發、高新技術轉移等的合作步伐，甘肅、蘭州和新疆等西部地區的對外合作也有了較大發展。⑥然而，跨區域合作依然存在不少問題，說明目前的“中部崛起”和西部大開發戰略在區域協同、地緣空間對接和合作理念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缺陷。

 2013年下半年我國提出的“絲綢之路”戰略構想，為超越現行區域合作政策的思維定式提供了新的方向。根據這一戰略構想，今後的“中部崛起”和西部大開發戰略需要突出中西部發展的主體地位、內生動力以及與周邊地緣空間之間的互動關系，強調這些地區在跨區域合作中的互聯互通、協同發展和主動融合，通過與周邊地區和國家互通有無和合作，不斷開發地區合作的潛力，形成商文並重、綜合配套的新地區合作機制。⑦顯然，這樣的戰略構想已經超越了(但不是代替)以東部帶動中西部的區域合作思路。

 (二)內外結合的特性

 目前，國內部分文獻僅將“絲綢之路”戰略構想理解為我國的對外合作新戰略，甚至將“絲綢之路”戰略構想視為新一輪大規模“走出去”戰略的新機遇，是值得商榷的。

 筆者認為，“走出去”戰略的實質是“跨出國門”的國際化經營戰略，包括跨國投資與合作以及所帶動的國際貿易。在過去20多年裏，我國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實施的“走出去”戰略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上千億美元的對外直接投資使得我國一些省份及一批大企業的投資經營活動和資產遍布世界主要地區和國家，大大提升了有關省份和產業的跨國程度。其中，石油和天然氣產業的跨國指數接近30％。產業的國際化也帶動了國內相關產業的國際化經營，一定程度上消化了國內過剩的產能，取得了多方面的效益。但是必須指出，“走出去”戰略本身不涉及國內產業結構轉型和升級。在一些產業部門，雖然“走出去”效益較為顯著，但是產業轉型與升級依然緩慢。在過去二十多年裏，國內大石油公司的海外勘探開發(上遊部門)投資合作迅速發展，獲得了超過一億噸的海外作業產量，⑧也帶出了國內上百支石油工程作業隊伍，部分消化了國內相對過剩的作業資源。但是，這一趨勢並未直接推動國內勘探開發業務和作業公司的轉型與升級。在中國石油集團的內外資源配置中，還一度出現了“走出去”與國內的技術服務市場爭奪隊伍和資源的矛盾。同時，“走出去”所形成的油氣生產和供應能力對國內油氣需求缺口的貢獻有限。根據筆者估計，海外份額油進口約占我國石油總進口量的三分之一左右，⑨份額油對進口油市場的緩沖作用有限。而隨著進口貿易油的不斷增長，近五年來，國內煉油加工能力以年均3000萬噸/年左右的規模提升，2013年超過6億噸。這一部門的能力過剩又難以在對外投資與合作中消化。可見石油產業“走出去”戰略並未在整體上與國內油氣產業的結構轉型和升級相結合，國內外的油氣產業發展和資源配置依然脫節。

 固然“走出去”戰略強調互利雙贏，但實際上是外推公司的國際化經營戰略。許多“走出去”的公司對於他國的發展規劃、利益和願望所作的調研有限，因而難以形成合作文化。在“走出去”的初期，企業往往采取“少說多做”和“只做不說”的策略。外部性日益復雜，難免產生諸如“資源掠奪”和“中國威脅”等猜疑和誤解。

 相比而言，“絲綢之路”戰略構想作為國家層面的跨區域合作的新思路，超越了現有的“走出去”等對外合作戰略，引導著國內東、中、西部的跨區域合作、國內跨部門合作、國內經濟與外部經濟的協作發展。這種內外結合的特征，要求從國內外整體規劃的高度，將國內深化改革、發展的需求與對外合作的需求相協調，將國內事務與國際事務相對接。換言之，一方面將國內發展規劃國際化，另一方面將對外合作規劃需求內部化。前者要求將國內區域發展需求與國際合作(包括與周邊國家和地區合作)的規劃和發展戰略構想相融合，爭取將國內結構轉型與升級發展擴展到國際合作之中；後者則要求將國際合作發展趨勢內化為國內產業調整、轉移和升級的動力和機遇，使國際合作的需求和趨勢在國內結構改革和發展中得到體現和配合。這些特征無疑是對既有內外跨區域合作戰略的發展或升級。

三、不同的合作秩序

 (一)與西方合作理念和合作秩序的差異

 長期以來，國際經濟合作秩序受控於西方主導的地緣經濟秩序。二戰後形成的合作規則主要是美歐戰勝國制定的系列規則。在這種秩序和規則下，美歐國家是國際政治經濟的“核心”，是所謂“先進理念與規範”的發源地，理應是先進科技和資金的輸出地；而發展中國家則被定義為這些“核心”的“外圍”，處於依附和接受的地位。因此，傳統的國際合作秩序要求發展中國家向西方發達國家開放市場，引入發達國家的資金、技術、合作規則或者一系列所謂的“國際慣例”。在這一秩序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關系就是理念、技術、資金與管理文化的輸出與輸入的關系，是前者制定規則，後者遵守規則的關系。雖然這一合作秩序強調開放，但實際上是單向開放，即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開放，而發展中國家進入發達國家則面臨著諸多軟硬規則的限制。雖然這種合作秩序強調合作，但是這種合作關系中不存在相互平等、相互融合和相互開放與包容，更不會產生新的合作秩序。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國際經濟秩序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2003年後，國際石油價格一度高漲，新興經濟體(特別是能源資源國)紛紛放棄和修改了盛行幾十年的系列“國際慣例”，特別是符合西方發達國家理念的私有化、外包、西式競爭、股東價值最大化與合作規則，開始提出保護新興經濟體的主權權益的新合同模式、新法規和新規則。⑩2008年下半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再次對西方主導的國際合作秩序和諸多合作規則的合理性提出了質疑。因為戰後形成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貸款理念和規則不僅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也解決不了他們自身的金融問題。

 2013年下半年，中國領導人提出的新合作安全觀，關於建立亞洲、金磚國家和上海合作組織的投資銀行倡議和“絲綢之路”戰略構想(倡議)，正是這一背景下的產物。如上所述，“絲綢之路”戰略構想強調的是互聯互通、內外結合、主動融合、良性互動和協同發展，足見這一戰略構想在合作理念上與西方的差異。同時，與歐盟一體化和北美自由貿易區強調的商品、人員、服務和資本的“四大流通”不同，與“絲綢之路”戰略構想相配套的是“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和民心相通”的“五通”倡議。“五通”倡議是涉及政府、產業、金融和社會文化等多層次、多領域、多渠道和多方式的溝通、交流和合作，而不僅僅是“政府搭台，企業唱戲”那樣的合作屬性與方式。“五通”倡議清晰地表明了“絲綢之路”戰略構想下的合作屬性是自主、開放和自願的非一體化的合作，強調政策對話，突出基礎設施開發與發展能力的共同開發，突出包括政府、產業、金融與文化之間的協同互動和綜合性合作，謀求各國平等、互利和共贏的合作框架。目標是建立一種非制度性與非一體化的開放、包容和可持續的合作秩序。在這一秩序下，不存在“中心和邊緣”或“核心與外圍”的合作關系，也不會復制“依附與被依附”的合作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