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旅行書寫（敘事）──從旅行記事到旅行文學

在寬廣的光譜上，不論是旅行文獻、田野調查、定點的異國生活、景點導覽、旅行札記、遊記、冒險故事或各式報導，旅行文學總是深深吸引著我們。最主要的原因，大概就是這種虛與實、主觀與客觀、知性與感性、新奇與熟悉、短暫與恆常種種因素的交纏與催化吧！（羅智成，1998，頁 6-7）。

有關旅行記事之近作討論首推余光中（1994/2006）四篇專論，先從中國古典文學之遊記起源談起，指出柳宗元之〈永州八記〉乃屬「中國遊記的真正奠基人」，乃因其所記「兼有感性和知性，把散文藝術中寫景、敘事、抒情、議論之功治於一爐」（2006，頁 12）。余氏認為，集中國遊記大成者為晚明徐霞客，其從 22 歲至 56 歲間以 30 年時間「近遊遠征，多在探勝尋幽，……逐日所記，不但描摹風景，而且考察地理水文，洋洋四十萬字……，兼有文學的感性和地理的知性」（頁15-16）。

鍾怡雯（2008）近作另曾以台灣當代旅者及文學評論為討論對象，指出旅行書寫意涵並非一成不變，不僅包含了對異地風情之描述，並也含括眾多敘事者個人觀點與成見（如對其自身成長文化背景與意識型態之反思），最終目的仍在透過「自我／他者」之差異比較而內省，建構「作者的自我主體以及和『他者』之間的對話交鋒」（頁 39）。

但鍾怡雯（2008）猶認為旅行書寫與旅行文學不同，乃因後者專業程度較多，無法一步跨越，有賴更多旅者投入與論述（亦見郝譽翔，2000；舒國治，2000, 2006）。作者並提出幾個重要旅行議題，如「旅行不一定要遠走他鄉，……（連）在牌桌上、在榕樹下、在無數的咖啡館及泡沬紅茶店裡漫遊」（頁 41）都可帶給旅遊新意（此乃鍾氏引自舒國治（2000，頁 120-121），增添語句出自本文）。其次，鍾氏也以「三毛」為例討論「旅行是否須以『回家』為前提」，認為《撒哈拉沙漠》記聞混雜著「在地視野」（沙漠像是前輩子的故鄉）與「旅人視角」（台灣人看當地人）的雙重觀點，兼具「融入和抽離」兩重身分（頁 47）。

鍾怡雯（2008）認為，旅者在寫作過程中經歷了「現實與想像間之跨界」，帶著文化脈絡、生活經驗等「前理解」去旅行，而書寫映射出之圖景則是「旅者的內心風景」（頁 38）。因此，網路興起後一方面固可帶來漫遊樂趣，但因網路世代與「虛擬空間」密不可分，這些漫遊終將降低對異界之衝擊感，減少現實生活中人們感知他方或陌生的程度（頁 41）。換言之，鍾氏認為旅行仍得伴隨身體移動且根植於現實經驗與實踐，亦即「旅行必須有直接現場」（頁 47），不能僅是心靈產物；由此觀之，鍾氏認為網路文學對旅行的衝擊仍當有限。

上述有直接現場的旅行倡議也獲莊麗薇（2006）共鳴，認為親身經驗與在旅程中的心歷路程及轉折便是旅遊文學這個類型的獨特所在（頁66）。4 莊氏引用人類學家 Urry（1990）之「觀光凝視」（tourist gaze，譯名從莊氏）概念說明旅行者出外攝影留念乃屬一種將景點私有化歷程，轉而成為個人記憶，乃他人無法佔有之影響呈現。但另一方面，此種私有化歷程卻易導致眾多景點因大量觀光客造訪拍照而由場所（site）進而成為眾所知曉之觀光勝地（sight），易於造成旅遊圖像、印象、形象與實景間可能出現之不真實性（in-authenticity）。

以上簡述了有關旅行寫作的一些中文著作。英文相關文獻亦眾，其討論重點與此處所引接近，如 Hooper 與 Youngs（2004）同樣觸及旅行書寫之類型、文化越界（cultural transition）、異（他）者、與歐洲相關之歷史性政治地理認同等概念。而在同書（Hooper & Youngs, 2004）第二章，Borm（2004）亦曾關注旅行書寫相關定義，進而提出更多英文詞彙如 travel book, travel narrative, journeywork, travel memoir, travel story, travelogue, metatravelogue, traveler’s tale, travel journal，強調旅行書寫與旅行文學意涵接近均屬同一類型且可交換使用。顯然中外研究者所見之旅行之定義與類型類同，可省略不再贅述，下節改以歷史研究者與人類學者對旅行及旅行書寫之文獻為討論重點。

（二）旅行研究與旅行書寫──從歷史研究者到人類學者與上述文學家或作家相較，歷史研究者（含文學史）與人類學者對旅行書寫（文學）的重視實不遑多讓，他們或則追溯某些特定時代之旅遊型態及社會成因（黃哲永，2000），或介紹某些古代名人（文人、旅遊家、皇族；洪銘水，2000）之旅遊經歷，或比較不同地區之旅遊興盛原因（Smith, 1989），所述內容超越前述文學家或作家對旅遊作品及旅人之專注，常擴及討論旅行涉及之社會文化因素及意識型態。

如歷史學者呂紹理（2003，頁 290）即曾指出，近代台灣旅遊興起最大特點即在於制度化之建立，而日治時期是台灣旅行活動由個人探險進入制度化旅遊的重要時期。此處所稱之制度化包含了旅遊組織由無到有的生成以及旅遊活動的普遍化過程（頁 291），前者（生成過程）包括設置政府與民間的專責旅遊機構（如商業旅館及旅社），藉此「固定化」某些旅遊活動（如溫泉、海水浴場之開發），而後者（普及化）則反映在介紹這些旅遊活動的相關文宣品以及因這些文宣品之開發而帶來的旅遊者人數與品質。

呂氏曾經借用人類學家 D. McCannell（1999）之旅遊環境「前台／後台」（front/back region，原詞出自 E. Goffman）與 V. Turner（1969）之「通過儀式」（rite of passage）概念指出，任何遠赴他地的旅程類似於宗教朝聖者之朝拜儀式，「旅者若能感覺到可以抽離自身脈絡而得以進入……異地的文化脈絡，則會有如朝聖者的經驗，覺得自身可以轉換原有的身份、階級，脫胎換骨」（呂紹理，2003，頁 292）。

在呂氏眼中，McCannell 所稱之前台／後台正是前述旅遊組織由無到有的生成以及旅遊活動的普遍化過程之因：簡單來說，任何旅遊活動之前台係指旅遊地區扮演出來以符合他人（旅者）需求的景象，而後台則屬較為真實的社會生活實景。兩者俱屬旅遊活動制度化的重要面向，如旅遊專屬機構即屬製作各類前台地景及標記的推動者，而旅遊手冊、地圖、風景名片是傳遞這些地點標記的媒介；至於旅行日記（日誌，即前述旅行書寫）則可隨著上述制度的生成而轉化為代表旅遊活動是否普及的象徵物。

藍偵瑜（2008）近作碩士論文另以清代來台文人（多為受派來台任職或巡察的官員）如何看見「真實台灣」為題，討論其時旅行記錄常成為清帝國王朝治理台灣的依據並進而構成了其對台灣的普遍看法，形成所謂的「宦遊文學」。

首先，藍偵瑜認為，中國人的宦遊文學與旅遊文學難以區分，這種記遊傳統早在《文心雕龍》即已多有記載，其因在於「遊的過程，就是人與自然的互動經歷……，（而）遊記作品的書寫，不僅僅是單純的反映自然，而是更深一層地對於自然進行審美的考察…，遊的主體（指遊者）與外在客觀的環境產生心裡狀態的互動，使得主體的精神狀態因為主觀的感知，而轉化外在的客觀環境，進而形塑出超脫過去自我的主觀感知世界」（藍偵瑜，2008，頁 43；括弧內為本文添加語句），因而旅者透過其所書寫常能達成天人合一境界。

又如薛順雄（2000）亦曾以宦遊文學為例討論明清時期由大陸內地渡台者如何透過傳統漢語舊詩記述親身見聞與感受，分析所得卻與上述藍偵瑜之論不同。其「以詩證事」的結果發現，眾多詩作「視台灣為過去中國文化上傳說中的『神仙島』……，實質上，（認為）台灣的特殊氣候與花木景物，大異於大陸內地，而自成勝境」（頁 71；括弧增添語句與斜體出自本文）。薛氏也發現，此一時期之宦遊詩內容常在描繪台灣此一長春仙國乃屬土腴稼豐之地（頁 72-3），反映了任職於此之官員「已主動注意到台灣自然景物的美感」（頁 78），甚而據此歸出台灣八景並吟詩讚詠。

除了上述一些源自歷史研究者之旅行討論外，由其所引之McCannell（1999）與 Urry（1990）等文獻可知人類學者亦常鑽研旅行記事。實際上，人類學者之研究工具田野調查法（field study）幾可謂必得透過旅行始能達成，如夙有「結構主義之父」美名的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在其名著《憂鬱的熱帶》（1973／王志明譯，1989，頁 1-2）首頁即曾開宗明義地說，「我討厭旅行，我恨探險家。然而，現在我預備要講述我自己的探險經驗。……我們到那麼遠的地方去，所欲追尋的真理，只有在把那真理本身和追尋過程的廢料分別開來以後，才能顯出價值」。顯然，人類學者經常旅行，且其目的多在親赴現場尋找證據以供描述真理（實）。

Smith（1989）曾經嘗試重新定義旅行為「休閒時間」＋「可自由使用的收入」＋「正面之地方許可」（positive local sanctions）三者。首先，旅行者須有其可掌握之空閒時段方得出外雲遊，此點對現代旅遊者而言多受惠於較短工時，從早期每週工作 60 小時（即超過六天）到近代工業社會之 48 小時（每天約八至九小時）甚至更少。其次，工時減低後之收入餘額卻有增加之勢，使得一般大眾樂於出遊。在此同時，愈多地方同意接納外來者亦使出外旅遊蔚為風氣，無論在已開發或落後地區皆然，前者廣受全球化影響而樂於開放社區以與他人互動，後者則多盼透過觀光吸引旅客藉此改善經濟狀況。

而在 Nash（1989）之闡述中，旅遊一詞進一步視為帝國主義產物，可簡單定義為「為了社會利益而對外擴張」（頁 38），且無論此利益究竟意指為何（可能為經濟、政治、軍事、宗教或其他），最後均常導致不同社會之權力內涵產生質變。依 Nash 所述，最常見之改變就在於為了支持旅遊業蓬勃發展而須迎合大批旅遊人口之吃、住、生活習慣，甚至建立生產中心於偏遠地區統籌美食、咖啡（Ritzer 與 Liska（1997）稱此為「麥克迪斯奈化」McDisneyization，即麥當勞加上迪斯奈的新詞彙），更得每日供應熱水盥浴並備有懂得應對進退之服務生。5

與 Nash 略有不同，Graburn（1989, pp. 21-28）改從靜止討論休假（vacation）意涵，認為其拉丁語字源有出外讓家空著之意，因而西方人度假時常須離家外出否則即讓人輕視，與在家卻不工作同樣易遭非議。Graburn 強調此點受到宗教社會學家涂爾幹（E. Durkheim）之「神聖與凡俗」（the sacred/profane）二元概念影響甚深，亦即生活總需在特殊（神聖）與平常凡俗間不斷流轉，而旅遊就代表了在平常生活以外之特殊活動，兩者交替出現並周而復始方能使人生活具有意義。

在 Graburn 眼中，旅行帶有神聖意涵乃因出走總是令人興奮、新奇並極欲獲得自我實現。這點或與中古時期帶有宗教意味的出遊（如朝聖與聖戰）有密切關係，均在強調因旅行所得之精神及文化價值提升有關，亦與返家後可獲得之榮耀接近。

Graburn（1989, p. 28）認為，印地安人部落之年輕人出外征戰返家後取得較高階級即為一例，而前往拉斯維加斯耗盡荷包之賭徒藉此換得精神暢快亦為同理。由此觀之，前述現今旅者凡旅行必有拍照、凡拍照必有網路分享、凡分享則必有部落格書寫（或展示）之因或都在力取同好激賞並引發回應，即如施力群（2004，頁 8）所述，部落格寫作乃「具有表演性質的個人敘事」，誠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