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完成了人類歷史寫作和人類歷史資料匯編之後，還需要進一步挖掘人性的形成過程，以便在新的時代（也就是在現代）條件下更好地培養和發展人性。於是，一部涉及到人類心靈的歷史著作也就被赫爾德列入了寫作計劃，赫爾德稱之為《人類教育和基督教教育手冊》（Ein Buch zur menschlichen und christlichen Bildung），計劃包括六個方面的內容：

1、人類對自我（肉體和靈魂）的認識。赫爾德指出，人類從內在到外在，每一個器官、每一種天賦都恰倒好處，不容缺失。人應當學會順其自然。這裏，赫爾德把盧梭的回歸自然奉為圭臬。

2、社會。如果說在人的自我認識方面，赫爾德是一個盧梭主義者的話，那麽，在社會觀念上，赫爾德則對盧梭提出了反對意見。這方面的內容，他準備寫成一部問答手冊，按照一定的順序，羅列兒童、青年、成人以及夫妻和父母等應盡的各項義務。

3、等級特征。寫作這方面的內容，目的是為了消除社會不同等級之間存在的巨大裂痕。赫爾德主張，任何一個等級都應當具備私人的德行，相互為善，從不同的角度完成對人性的演繹。

4、階級矛盾。內容涉及農民、資產階級、貴族、君主、帝王等不同社會階級之間的緊張關系。除此之外，赫爾德還要探討不同統治形式的優劣，以及不同統治形式下做一個正直人的基本原則。

5、審美需求。包括藝術、科學和社會教化、基本的善和惡的觀念等。

6、人性之不足。突出人性的不足，是為了讓人們有自知之明，不要張狂，學會克制。這個部分的內容還包括基督教的知識，比如，人對上帝的了解以及上帝對人的啟示；世俗之惡的起源、未來世界的救贖途徑和人性的發展方向等。

赫爾德強調，這部著作的基調是人道主義，一切都應當圍繞著如何使人成熟起來這個主題展開論述。為此，他強烈呼籲寬容、博愛等“真精神”。當然，赫爾德清楚地知道，他所規劃的這一切都是“紙上談兵”。而他的本性決定了他不是一個沈湎於理論幻想當中而不能自拔的人，他要認識自我、認識世界，但更要改造自我、改造世界。用他自己的話說，“我要行動”，因為這一切都是理論，都要“付諸實踐”。

也就是說，就人性問題而言，赫爾德並不追求或滿足於對人性的歷史闡述和理論建構，而是希圖在實踐當中完成對人性的現代性轉化。這樣，人性的促進就顯得至關重要了。事實上，早在裏加的時候，赫爾德就已經開始尋求改造人性的途徑。他提出了一種全新的教育觀念，叫“德謨佩迪”（Demopädie），意思就是大眾教育。《1769年遊記》則把這種教育觀念進一步明確為三級教育體系，各級教學內容如下：

第一級：自然、歷史和基督教教義等；

第二級：自然和自然史、數學、地理、和歷史、宗教史以及人類的教義等；

第三級：數學、物理、藝術、地理、歷史、政治、形而上學、哲學、神學以及百科學等。

之所以要如此安排教學內容，赫爾德有著自己的一套解釋，他認為，第一階段的學習主要是為了培養感官的靈敏性，以激發出人的生命力。第二階段的教學目的是要訓練人們的想象力，培養起高雅的審美趣味。第三階段則是為了開發人們的知性，讓人的理性潛力得到張揚。在赫爾德看來，教育決不是一個技術的問題，而是一個藝術的工程。人作為人的一切快樂，都來自於他能夠受到應有的教育。

除了對教學內容的規劃之外，對學校的規模、師資的配備、教師的素質以及學生的學習等，赫爾德也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設想。我們對赫爾德的這些繁瑣規劃可以置之不理，但我們不能不註意到，赫爾德列舉的教學內容當中所透露出來的濃厚的啟蒙精神。這裏無法也無須展開詳細論述，只要指明兩點：其一，赫爾德把人類的教義作為教育的內容，而且放到了高於宗教（基督教）教義的位置上。其二，赫爾德意識到了，教育改革能否成功，關鍵在於政治改革。

赫爾德的政治改革方案歸納起來，很簡單，就是主張一種開明的絕對主義。在赫爾德看來，沙皇俄國的彼得一世是一個開明君主的典範。赫爾德希望自己能成為推動這一政治改革的急先鋒，而他的家鄉利服尼亞（Livland）則應當成為改革的試驗田：

“利服尼亞，你這個野蠻和奢侈、無知和傲慢、自由和奴役的身份，為了消滅野蠻、鏟除無知、傳播文化和自由，為了在這個省成為第二個茨溫裏、加爾文和路德，要在你這裏做多少事情啊！我能做到這一點嗎？我有這種天賦和機會嗎？為了做到這一點，我該做些什麽呢，該消滅些什麽呢？我還要問！放棄無用的批評和刻板的研究，使自己淩駕於爭論和著書立說之上，使自己明白怎樣造福和構造現存的世界，取得政府、當局和宮廷的信任，為此目的而周遊法國、英國、意大利和德國，學習法語和法國人的富裕、英國人的現實主義和自由的精神、意大利人對細微發現的興趣、德國人的徹底性和知識，最後只要有必要，還有荷蘭人的博學，我要喚醒人們提出偉大的概念並喚醒我自己內心的偉大目標，使自己順應時勢，掌握立法、經商和治安的思想，要敢於用政治、國家和財政的觀點來觀察一切，不要再表現出弱點，以前的弱點則要盡快盡好地加以改正，白天黑夜都要想著成為利服尼亞的這樣一個天才，要拼死拼活地認識利服尼亞，要現實地思考、行事，並使自己適應一切，要說服世界、說服貴族和平民支持我——高貴的年輕人，這一切都蘊藏在你身上，但沒有發揮出來，也無人加以過問！你受的教育不夠，你出生的國家在受奴役，你生逢的時代無所作為，你的生活道路不穩定，這些都限制了你，使你沈淪了，使你不能認識你自己”。

這是一段激動人心的檄文，赫爾德自比茨溫裏、加爾文和路德，批判矛頭直指舊制度，而且，赫爾德還對歐洲主要民族的長處一一做了歸納，開創了比較學研究的先河。但另一方面，這段話中也透出了一些讓人覺得壓抑的信息，因為赫爾德說到底是拒絕革命，主張改良的，希望能在保持社會基本結構穩定的前提下完成德意志的現代性建構。這樣，赫爾德就對專制主義產生了信賴，對國家和民族（甚至種族）作為認同共同體產生了迷戀，從而使得他的有關理論在後來的歲月裏不是被演化成為奇特的國家主義意識形態，就是被集權政治濫用為自我辯護的依據。

懷抱如此宏大志向的赫爾德肯定不會滿足於在南特所得到的承認。1769年11月4日，赫爾德離開了南特，8日，到達了巴黎。濟身於時代精神的中心，赫爾德先是感到心潮澎湃，獲得了極大的精神滿足，接著又流露了極大的不滿。我們現在已經很難還原個中原委，只能從他的書信中知道他的一些行蹤和心情：

“我在這裏的時間是這樣支配的：和學者交往，參觀圖書館、畫展、古跡、戲院和在構思、技巧等方面都很有意味的公共建築。巴黎高雅而華麗，是藝術和科學機構的中心。然而，由於高雅只不過是對美的事物最低級的欣賞，華麗只不過是外表，而且常常是取代美的事物的東西，因此，法國永遠也不能使我得到充滿的滿足，我對這些已感到厭倦。然而，由於各種原因，我決不能拋棄我和法國的交往，或者失掉我已經得到的有關法國的語言、風俗、道德、趣味、藝術和科學等方面的經驗和觀點。我研究過許多著作和人物，跳舞和繪畫，音樂和法國大眾”。

赫爾德信中所說的學者主要是法國著名的啟蒙哲學家狄德羅、達蘭貝爾等。不難察覺，赫爾德對法國的態度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對法國的啟蒙哲學家充滿神往，甚至稱狄德羅是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另一方面，他對他親眼目睹的法國文化又不敢茍同，認為法國的所謂“天才時代”已經結束，法國處於墮落當中，法國人民生活在一片精神和文化的廢墟之上。《百科全書》也沒有了昔日的榮耀，變成了簡單的資料匯編，天才的創造和精神的力量消失殆盡。法語一向受到18世紀德國人的推崇，赫爾德也曾把法語作為學習外語的首選對象，但到了巴黎以後，赫爾德卻覺得法語美則美矣，然而終究缺乏哲學思辯的力度，難以用來召喚時代風潮。赫爾德對法國的消極態度一直持續到大革命爆發。

當然，赫爾德在巴黎還完成了一件正事，這就是《1769年遊記》的寫作。如果說在南特寫下的遊記充滿了超越時間和空間的浪漫狂想色彩的話，巴黎的遊記則平實和現實了許多。但可惜的是，大概是巴黎的誘惑太多的緣故，也有可能是因為在巴黎的心情太雜亂的原因，赫爾德未能像在南特那樣，認真撰寫遊記，而是草草了事。比如，他也提出了一些寫作計劃，包括一本《論雄辯》、一本《基督教教會史》、一部美學著作以及一部關於年輕人的著作。但赫爾德只是給出了標題，沒有做絲毫的闡述，其中除了美學著作外，後來也大多沒有了下文。赫爾德的懈怠，致使1810年正式出版的《遊記》一直都是一個殘本。雖說白玉微瑕，到底也是一個遺憾。

赫爾德原本還打算繼續到荷蘭、英國和意大利等地旅行，把他在南特的夢想付諸實現，但由於旅費欠缺而不得不作罷。1769年12月底，赫爾德離開巴黎，開始返航，途經布魯塞爾、安特衛普、萊頓、阿姆斯特丹、漢堡和基爾，最後於1770年3月到達了小城奧伊丁（Eutin）。後來，赫爾德在奧伊丁侯爵的請求下作為家庭教師又陪同他的兒子旅行了一段時間，但那已不再是赫爾德心目中的旅行，而是一種職業了。

赫爾德的1769之旅結束了，而《1769年遊記》的歷史旅行便也開始了。按照常規的文學概念，赫爾德的《1769年遊記》其實主要不是旅途中的實錄，而大多是事後的追述。追述的對象也不是作者途中的實際經歷，更多的是作者的思想歷程，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講，這又不是一部遊記或不只是一部遊記，而是一部個人心靈史。赫爾德最初寫這本書的目的，顯然也不是要給別人提供一個閱讀或欣賞的文本，而是給自己尋找一個自我批判的機會。

有學者從《1769年遊記》當中歸納出了三個核心概念，認為它們構成了赫爾德理論的基礎，也構成了狂飆突進運動的前提。它們是精神（Geist）、情感（Gefühl）和天才（Genie）。相應地，如果說，赫爾德計劃當中的《人類史》是為了揭示人類精神的發展過程，《人類教育和基督教教育手冊》是要從情感的角度把人類的精神提高到一個新的層次，一個充滿了原創性、生命力和自主性的層次。那麽，他的教育改革計劃則是要把人類精神中的原創性和自主性充分發揮出來，使人成為“天才”，而政治改革計劃就是要為“天才”提供一個合適的生存土壤。

把這三個概念貫穿起來並且構成它們的共同背景條件的，則是“生命”（“生活”）。為此，赫爾德呼籲“生動的歷史寫作”、“生動的世界”、“生動的文化”。在赫爾德的《遊記》中，從精神到情感，從創造力到天才都是生動的。“氣韻生動”，不但是赫爾德《遊記》的基調，也成為了時代的主旋律。1770年，赫爾德和歌德在斯特拉斯堡有了一次歷史性的會面。而正是在赫爾德的啟發和激勵下，歌德發出了一聲長嘆：“理論總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於是，就在歌德的這聲感嘆中，時代變革的大潮滾滾而來，德國的文化史和思想史掀開了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