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兩種文本生成觀念的競爭與交融

不妨將「天籟說」和「作者說」的系統性差異表示如下：

這種對舉只是為了凸顯兩說的差異，並不意味著二者缺乏共同點。事實上，「作者說」雖然強調知識與理性，但並不否認情感在創作中的驅動作用，在司馬遷筆下，屈原固然擁有「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的文化修養，但「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104)《離騷》的創作仍有賴於其高度情緒化的心理狀態。此外，無論是「直尋」還是修辭，兩說都將「自然」視為文本最高的審美境界；無論基於情感還是理性，兩說都包含了對於人性內在品質的關注，都將文本視為體現人性美好品質的載體，肯定文章的價值。上舉《性自命出》《詩大序》《樂記》等文獻均是兩種文本生成觀念的結合體，只是通過詩禮樂的「始出」與「復以教」、「風」與「變風」、「音」與「樂」等不同階段或類型來顯示兩種文本生成機制的差異。

六朝以後，這種二分式的文本生成觀念愈加顯豁，顏延之區分「詠歌之書」與「褒貶之書」，分別溯源至《詩經》和《春秋》。柳宗元將文道之本分為「著述」與「比興」，分別歸本於《尚書》《周易》《春秋》和《風》《雅》；王士禛則將詩道分為「根柢」和「興會」，認為前者「原於學問」，後者「發於性情」。(105)就詩歌傳統內部而言，張栻分出「詩人之詩」與「學者之詩」，劉克莊分為「風人之詩」和「文人之詩」，孫承恩、錢謙益等分為「詩人之詩」和「儒者之詩」，(106)從不同側面揭示出創作主體及其宗旨的差異對作品風格的影響。

由於「天籟說」和「作者說」都是基於經典闡釋而建構的理想型文本生成理論，因此，當其由經學闡釋轉入詩文創作與批評實踐時，相關構成要素必然發生變化和重組。尤其是「天籟說」，此說雖然符合士人天人相感的價值觀念與崇尚自然的審美情趣，但將文本的生成者完全置於被動狀態，排除道德、知識、修辭等個人因素對文本的影響，等於完全否定了生成者的個體價值，這對於以著述為業的士人來說意味著一種徹底的自我否定，顯然難以引起共鳴。因此，隨著士人著述意識的覺醒，個體「作者」作為表達主體的地位獲得廣泛共識，「天籟說」逐漸成為一種純粹的經學闡釋理論，難以在士人創作論或詩文評中得到延續。不過，這並不意味著「作者說」就此取代了「天籟說」；相反，自六朝至明清，受「天籟說」影響者幾乎代不乏人，「作者說」則始終受到其他文本生成觀念的挑戰，並出現多種形態的分化。究其原因，「作者說」雖然在表達主體層面取得優勢，但在動力和語言機制層面，其與「天籟說」之間始終存在競爭，出現了多種具有交互性的新說，也塑造出更為多樣的「作者」形象。例如，在六朝藻飾文學觀中，「作者」雖是獨立的個體，其創作過程卻主要依賴情感體驗和修辭能力，反對理性、知識的介入，蕭綱提出：「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裴子野則從批評性角度描述這種創作風氣：「自是閭閻少年，貴遊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107)這種創作論兼取「作者說」的表達主體、語言機制和「天籟說」的動力機制，將敏銳的情感體悟能力視為士人重要的文化素養，並賦予其高度的個性色彩。至於宋代理學家的文章觀念又有不同，他們在表達主體和動力機制層面繼承「作者說」，強調工夫養成，對情欲深表警惕；在語言層面卻反對修辭藻飾，追求「自在流出」的「化工生物」之境，如程頤所言：「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108)顯示出「天籟說」的審美理想。

(104)《史記》卷84，第2994頁。

(105)徐堅：《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500、501頁；《柳宗元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578頁；王士禛：《王士禛全集·(三)詩文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第1560頁。

(106)《張栻集》，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1506-1507頁；劉克莊著，辛更儒箋校：《劉克莊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4413頁；祝尚書編：《宋集序跋匯編》，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1500頁；錢謙益撰，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有學集》(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823頁。

(107)《梁書》卷49，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第766頁；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389頁。

(108)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300頁；程顥、程頤：《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239、240頁。參見張健：《義理與詞章之間：朱子的文章論》，《北京大學學報》2019年第3期。

（作者簡介：程蘇東，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北京 100871]。2022 年 01 期《中國社會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