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

1903年在上海的一個茶館里，西班牙人雷瑪斯放映了幾部影片，生意如此興隆，以至十年以后，這位外僑在上海、漢口、廣州與天津擁有十來個電影院組成的放映網。１

１據《中國電影發展史》初稿（程季華主編），我國首次放映「西洋影戲」為1896年（清光緒二十二年）8月11日在上海徐園（見該書第8頁）；雷瑪斯是在1903年接管他的朋友加倫白克（西班牙商人）的電影放映業，先在上海虹口乍浦路跑冰場內放映，后遷至大馬路同安茶居內，最后遷到福州路青蓮閣，而加倫白克的電影放映則在1899年已在上海進行。見該書第10頁。——譯者。

然而，到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標志著這個王朝迫近它的末日時，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這個國家里還只有850公里的鐵路，封建王公根本不讓「電影」（中國人是這樣稱呼Cinema的）滲入中國，只有劃歸洋人的租界是例外。

在英國殖民地的香港，梁少坡攝制了《瓦盆伸冤》和《偷燒鴨》，但是，這一事業只是曇花一現，就像美國人依什爾與萊爾曼在上海創辦的亞細亞影戲公司一樣，這家公司也只拍了幾部由張石川和鄭正秋導演的影片（如《黑籍冤魂》等）。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實力雄厚的商務印書館被一個名叫鮑慶甲的人所說服，在印刷書籍之外，增添了攝制影片這一業務。它攝制的《閻瑞生》取得很大成功，這部影片以細緻的手法重現了當時出名的一樁犯罪事件。這部歷時兩個半小時的影片，主角是由當時上海一個名妓擔任的。

1923年，在定居美國的富有僑民的支持下，張石川創辦了明星影片公司。度過創業初期的艱難之后，他親自導演了一部鬧劇片《孤兒救祖記》，這部影片的成功，使上海開闢了東南亞地區的市場。這個地區的中國商人人數眾多，實力雄厚，在他們的支持下，形成了一個影片市場，使上海在1925年生產了50部影片，1926年生產了70部影片，1927年生產了約80部影片。當時，中國國內一共有150家電影院，而在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卻有四十家華人經營的電影院，在南美洲各共和國，華人開設的電影院也有10餘家，在美國，華人影院數目也大致相同，而且在紐約、芝加哥、舊金山的唐人街還有小規模的影片生產。

洪深是中國無聲電影最傑出的先驅，他早年在美國就是有名的劇作家，后來住在上海，在那里創辦了一所大量培養電影演員的學校，而且還導演了幾部質量優秀的影片（如《馮大少爺》、《早生貴子》、《四月里的薔薇處處開》）。明星影片公司當時最好的導演有卜萬蒼（攝有《玉潔冰清》、《懺悔》）、程步高（拍了《水火鴛鴦》、《沙場淚》），同時，商人張石川自己也在1931年導演了第一部歌劇片《歌女紅牡丹》。

有聲電影的出現使上海的影片生產獲得新的興旺。早在1927—1931年間，由於好萊塢影片的競爭，上海的影片產量曾大為減少，而那些模仿好萊塢影片製作出來的片子又極少創造性可言。到1935年，影片產量達到百十來部，儘管大部分製片廠在1932年初毀於抗日戰爭（日本人佔領滿洲之后，曾試圖佔領上海。）

一年之前，左翼作家聯盟已經秘密成立，魯迅是聯盟的創辦人之一。這位著名作家通過翻譯巖崎昶的一篇文章，介紹了日本「無產階級電影」的經驗，同時為數眾多的年輕的進步知識分子在電影界也開始發揮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作為編劇，給明星影片公司和其他幾家影片公司的影片寫作劇本。儘管國民黨實行白色恐怖，對書店、劇院與製片廠大肆搜查，1932—1937年間優秀的中國影片卻（多少直接地）起到了保護這些作者傳播的進步思想的作用。

此時最傑出的導演為蔡楚生。他在1930年左右開始導演影片（《南國之春》、《都會的早晨》），在1935年的莫斯科電影節上以《漁光曲》一片獲得大獎１。在《迷途的羔羊》中，他描寫了那些被人遺棄的兒童在中國各地流浪的遭遇，手法生動，充滿激情與幽默。《王老五》一片由兩個酷似勞萊與哈台的滑稽演員演出，這部影片是一部喜劇性的史詩，片中兼有先鋒派的探索和紀錄片的段落，給上海描繪了一幅觸目驚心的景象：巡捕穿著大馬靴，趾高氣揚地四下巡邏，后面是一幢幢高樓大廈。

１《漁光曲》在1935年莫斯科電影節上獲得榮譽獎，不是大獎。——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