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的編劇（於伶、陽翰笙、夏衍、孫瑜等）把一些老導演引向新的道路，如卜萬蒼導演了《故都春夢》、《三個摩登女性》，程步高改編了茅盾的小說，拍成《春蠶》，同時根據夏衍的腳本，攝制了他的最佳作品《狂流》，表現因國民黨官員玩忽職守而釀成大水災的情景。

誰要是看過袁牧之的《馬路天使》，如果不知道該片是在1937年出自一個對法國電影一無所知的年輕導演之手，他一定會以為這部影片直接受讓·雷諾阿或是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的影響。袁牧之的這部影片以充滿愉快、激情和同情的筆調，通過一個流浪的音樂師、一個小理髮匠、一個賣報人，以及幾個年輕的女子和一個妓女的悲喜遭遇，描繪了上海郊區的平民生活。影片嚴厲地抨擊了那些中國富商和實業家，風格極為獨特，而且是典型中國式的，——但受當時日本「新現實主義」的影響不是不可能的。

和蔡楚生、袁牧之當時齊名的優秀的年輕電影導演還有沈西苓（攝有《鹽潮》、《女性的吶喊》、《十字街頭》——由沈西苓自編自導）；司徒慧敏在《自由神》一片中刻畫了1926—1928年的革命戰爭；孫瑜在《大路》一片中間接地描寫了反對日本侵略者的斗爭。年輕的作曲家聶耳為《大路》譜寫的歌曲風行一時，以后又在人民軍隊中廣泛流傳。聶耳1934年為《風雲兒女》（許幸之導演）譜寫的另一隻歌曲在各游擊根據地流唱了十五載，到1950年成為人民中國的國歌。

1937年8月15日，日軍重新在上海登陸，經過激烈的戰斗，三個月后上海失陷，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從此在遠東開始了。

蔡楚生、司徒慧敏、於伶和另一些電影工作者從上海流亡到香港。在這個英國殖民地上，隨著有聲電影的出現，電影生產數量很多（1937年生產了150部影片），尤其是粵語片。但是，除蘇怡的影片（《蘭谷萍蹤》，1932年攝制；《最后關頭》，1937年攝制）之外，大都是些質量平庸的戲曲片、神話片、傳奇片、好萊塢B級偵探片與色情片的翻版。

新的電影工作者到來促進了香港電影藝術的發展。儘管英國當局的檢查很嚴，仍有許多影片頌揚中國人民的抗日斗爭，例如蔡楚生的傑作《孤島天堂》，羅志雄的《小老虎》，李鐵的《火窟出蘭》。

這些影片在東南亞的華人電影院里很能賣座。觀眾對它們的歡迎也使真正中國的製片業能在上海的租界里繼續存在，直到珍珠港事件發生為止。就在這樣一個半被日軍佔領的城市里，電影工作者們大力歌頌中國人民的英雄抗敵，尤其是通過一些歷史題材來表現這點。

早在大舉侵略中國之前，日本軍閥和企業界就已經在偽滿洲國的首都長春建成一所現代化的大製片廠。該廠由一名憲兵上校主管，八年中間（1937—1945年）共生產了120部故事片，這些故事片質量低劣，多半是由日本人導演。

長春製片廠后來又在北京設立分廠（年產五六部影片）。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和日本人佔領上海的公共租界區以后，日本在上海的製片托拉斯「華影」在四年間攝制300部影片１。這些影片也和淪陷區的其他影片一樣，絕大多數為商業片（恐怖片、神怪片、色情片、偵探片），但是有些影片為了狡猾宣傳的目的，譴責了歐洲殖民主義過去的罪惡勾當，導致了某些導演與日本人的合作。例如卜萬蒼就導演了《萬世流芳》這部冗長呆板令人生厭的傳記片，描寫一位中國將軍２1839年在廣州焚燬英國人輸入的鴉片。但是，「華影」的影片大多是由日本人導演（甚至有時由日本人演出）。

１「華影」，是日偽在1943年5月成立的「中華電影聯合股份有限公司」的簡稱，該公司只有兩年的歷史，作者文中稱「四年間……」應為「兩年間」。——譯者。

２指林則徐。——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