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結論與建議

社區照顧永遠靠政府嗎？社區有合作社，起碼社區有聲音，不一定要靠政府，可以賣社區產業的東西。（個案B）

剛開始時，社區居民都懷疑合作社是否做得起來，不過以現在來說，大家都非常肯定，對於我們的產品都有種與有榮焉的感覺，都會來我們這裡吃飯或者買伴手禮。（個案A）


本文以台中縣地區的兩個客家鄉鎮的媽媽們所組成的合作社，做為觀察社會企業是否能成為推動地方產業經濟發展最適切的組織型態？這樣的思維較接近於西歐將社會合作社納入社會企業型態的看法。西歐的社會企業類型，Kerlin（2006）認為包括兩種類型：

（一）強調社會企業家精神展現的公司行號（firm），嘗試在商品生產過程強化社會影響，主要透過創新來符合社會需求。通常都透過非營利組織執行，也有由商業部門實施者，後者就會有是否為「企業社會責任」的爭議。

（二）主要指第三部門，包括社會合作社在內。顯現歐洲的社會合作社雖成員間可以利潤分配，但基本上歐洲是將社會合作社視為第三部門，而非商業部門。

誠如鄭讚源（2003）指出，合作社經營經濟事業，是一種企業，但因其所具有的企業特性，如人性化的、非營利性的、社員參與的、社團性格等特性，有別於一般以營利為目的的企業，具有一種社會經濟事業的性質，即是希望同時達到公益與私利的目的。又G.reen（2002）所發表的文章The Co-operative Way towardsa New Equilibrium，強調合作社是由社區發展出來，是為了社區的人們解決地方社區的問題而存在與發展。

本質上，合作社也為地方社區培育領導者。更重要，他認為合作社是地方社區、居民與全球市場連結的橋樑，合作事業是全球化趨勢下，一種新的平衡。創設Germeen Bank 的Muhammad Yunus（1999）談論到如何抑止貧窮問題時指出：「當我們想要協助解決貧窮問題，我們多半選擇慈善行動，慈善讓我們避免直接體認到問題的真象，和找出解決的出口，慈善成為我們逃避責任的藉口，慈善卻不能解決貧窮！」（引自Dees & Anderson，2003）。Yunus（1999）認為，欲尋求貧窮問題長遠且永續的解決之道，唯有依賴經濟的處遇，讓更多低收入戶擁有經濟能力。

由非營利組織推動社區營造的理想，為近十年台灣地方社區文化再生的力量，但由於近來年政府為重振地方產業契機，也重視地方經濟的發展，推動不少地方產業振興方案，非營利組織在面臨政府財務緊縮，又思考能自給自足的前提下，也導致許多非營利組織開始在公益之外，也透過地方產業商品的開發，開拓「營利」的事業，也造成是否導致非營利組織使命徒置的爭議與問題。

相形之下，合作社在地方產業扮演的角色，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也滿足了社區的需求，也提供了更多拓展社區居民參與地方事務，帶動地方發展，也凝聚的客家意識。符合作者認為社會企業的組織型態是發展地方文化產業最適宜的組織型態，尤指合作社的形態。換言之，以社會企業的觀點來看，社區的合作社何嘗不是做為地方文化產業發展可能的途徑，以社區為主體，藉由合作社社會經濟面向切入，更進一步帶動居民的自發性參與和凝聚社區的意識。

再者，本文研究發現，兩個合作社組織由於府法令的更改，面臨另起爐灶必須再另外成立非營利組織才能獲得政府補助資源的現象，其癥結在於政府的政策並未將社會企業的型態納入政策意涵，同時對於合作社的定位不明，基本上而因其有利潤分配的特性而排除在第三部門之外，將之視為營利部門，而導致本文研究的兩個組織必須要疊床架屋另設非營利組織，形成資源重疊與浪費的負面現象，確實值得政府單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