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諾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是英國著名的歷史哲學家,是當代西方“思辨歷史哲學”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湯因比1889年4月14日生於英國倫敦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湯因比於1975年10月22日病逝，終年八十六歲。

 湯因比曾經說過，他之所以成為歷史學家而不是哲學家或物理學家，主要是由於他母親的緣故，因為他的母親就是一位歷史學家。湯因比畢業於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在大學時期他接受的幾乎全部是希臘羅馬的古典作品的教育，他曾經用十二年的時間學習希臘文，用十五年的時間學習拉丁文。在湯因比看來希臘古典作品的教育對一位想成為歷史學家的人來說是一種“無價之寶”。正因為如此，每當他進行歷史研究時，總是把他所研究的領域與希臘羅馬和西方基督教文明進行比較研究，從而產生了他的比較歷史研究法。

 湯因比著作宏富，而代表其基本觀點的主要是他的十二卷巨著《歷史研究》（從1934年出版第1－3卷到1961年第十二卷出齊，前後共用了二十七年的時間）,在這十二卷巨著中提出了他的歷史哲學。他試圖描繪出一幅人類歷史的總的圖式。在湯因比看來，歷史研究中可以理解的最小的研究單位是“文明”或“社會”，而不是“民族”或“國家”。因為單純研究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不可能了解它的歷史全貌；人類歷史從哲學的意義上講都是“平行的”、“同時代的”、“等價的”。他把人類六千年的歷史分成二十一個文明，而每一個文明都有其起源、生長、衰落、解體和滅亡。文明的生長和衰落的原因是“挑戰和應戰”；文明衰落的標志是“統一國家”的誕生，湯因比反對“西歐中心論”；他批判了“種族決定論”和“環境決定論”；他也反對斯賓格勒的宿命論。

 他雖然認為文明的發展需要經過生長、衰落和滅亡，但並不能因此就說他是歷史循環論。他曾把歷史比作一個大車輪，車輪每轉動一次都前進了一步；他又把歷史看作是一架織布機，在時間的織布機上，飛梭雖然來回飛馳，而“出現的圖案卻是隨時變化的新圖案，而不是一成不變的老圖案。車輪的轉動雖然僅僅是轉動，可是同時卻也出現了進展。”湯因比認為研究歷史可以增長人們的智慧，歷史是維持人類生命所不可缺少的因素。他說歷史“知識是一張告訴我們哪裏有暗礁的海圖。如果我們有膽量使用它，知識就可以變為力量和救星。”

 半個多世紀以來，湯因比的歷史哲學在中國也曾有過影響，但是研究湯因比的文章和著作卻不多見，甚至對他的思想還有許多誤解。筆者期望讀者通過閱讀本文對湯因比有一個比較正確的認識。

 早在抗日戰爭時期，西南聯合大學的雷海宗先生和雲南大學的林同濟先生就創辦了《戰國策》雜志，在《大公報》上開辟了《戰國》專刊。他們向中國人介紹了斯賓格勒和湯因比的文化形態史學。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中，雷海宗、林同濟二位先生受到批判，宣揚文化形態史觀就是其主要罪名。而湯因比也就成了他們的“祖師爺”，受到了株連。湯因比的學說被斥之為“反動學說”。在當時，湯因比被說成是唯心主義的代表、資產階級的代言人。至於他們的學說到底是什麽樣子，反而無人問津了。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四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先後分三冊出版了曹未風等人翻譯的湯因比的《歷史研究》的索麥維爾（ Somerville）節選本。這本書的出版雖對人們了解湯因比的學說不無裨益；但是在代序中對湯因比仍然是大加撻伐，這是時代的風氣所使然。

 湯因比的《歷史研究》不是僅供批判之用的一本反面教材，而是一部體大思精、富有歷史智慧的佳作。

 湯因比雖然不懂中文，但是他極力想了解和研究中國。燦爛的、絢麗多彩的、古老的中華文化對他有著極強的吸引力。他盡力搜集、研讀有關中國歷史、中國文化、中國各種事務的著作與報導的西文譯作。僅在《歷史研究》的參考書目中所列舉的有關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方面的著作就有四十八種之多。湯因比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九年間發表過多篇有關中國局勢的專論。一九二九年他在去日本參加太平洋關系學會的會議途中曾在中國的沿海幾個城市——上海、南京、天津和北京作過短暫的逗留。他回國後，於一九三一年出版了《中國之行》一書。他親眼目睹了華夏文明的發源地黃河下遊流域。一九六七年他又偕夫人自東京到過中國的台灣，參觀過流入台灣故宮博物院的珍藏。

 一九六八年日本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先生親自問過湯因比本人，“您希望出生在哪個國家？”湯因比回答說：他希望出生在“公元一世紀佛教已傳入時的中國新疆”。可見湯因比對中國的向往和感情之深。

 一、創造以“中國模式”和“希臘模式”為基礎的通用模式

 湯因比極其推崇中國的文化，他一反西方學者的“西歐中心論”的宗旨，而把“中國模式”與“希臘模式”並稱，他認為這兩種模式乃是理解一切人類文明的關鍵。在湯因比看來，歷史學家的工作應該把希臘的和中國的這兩種模式的重要特征結合起來，從而創造出一種新的模式用以解釋其他文明的歷史。因為希臘的模式符合各大文明的早期階段，而中國的模式則符合各大文明的後期階段。把這兩個模式的前後期階段結合起來，就能創立起一個通用的標準模式。而這個新的模式顯然可以顯示出某些文明的社會通則，它可以圓滿地解釋人類歷史的各個階段。湯因比認為，希臘－中國模式的覆合模式符合大多數文明社會的歷史發展。人類社會在起源、生長、衰落和解體的過程中，其中最基本的節奏就是“陰陽交替”。湯因比說：

 “挑戰和應戰、退隱和覆出、動亂和集合、親體子體以及分裂和再生。基本節奏就是陰陽交替的拍子。……這個永遠旋轉的車輪並不僅僅是一種循環重覆，如果每一次旋轉都使這個車輪朝著目的地走近一步，如果每一次重生表示一些新東西的產生而不是覆制一些過去已經生活過而又死了的東西，那麽輪回就不是在地獄的車輪上永施苛刑的可怕手段了。在這個表演裏，陰和陽拍出的音樂是創造的詩歌，我們不要想入非非,以為我們弄錯了;因為如果我們聽清楚,我們就能領會出創造的音調和毀滅的音調在交替著.這個二重奏非但不是可怕的虛假的曲調,反而是真實生活的佐證。如果我們認真地聽，我們就可發覺當這兩個音調相遇時，它們不是嘈雜而是和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