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Blow-Up）與《再見，列寧》（Goodbye Lenin）分別是兩部電影的名字。在讀齊澤可的書時，我總想到這兩部電影，而且發現了二者間的微妙聯系，這種聯系與如何理解“實在界的面龐”（這正是齊澤可這本書的書名）以及如何從另一個角度確定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分水嶺有關。

《放大》這部電影是齊澤克在書中直接提到了的，而且認為這是安東尼奧尼（Antonioni）所導演的“最後一部偉大的現代主義電影”（該書第176頁，以下凡引此書，只註頁碼）；《再見，列寧》雖說並沒有直接提及，但卻是齊澤克全書論述的一個重點，即在一個“虛擬的現實界”或“賽博空間”（cyberspace）中，人怎樣才能觸及實在界的面龐。

《放大》的故事情節很簡單：主人公（攝影師）過著忙碌不堪但又似乎無所事事的生活。說忙碌，是因為每時每刻都有許多自以為出眾的女孩子要做他的模特兒，希望能通過他的攝影一舉成名；說無所事事，又是因為他寧肯與這些女孩子們在攝影棚裏胡鬧也不願意拍照，因為拍照是他的工作，而他對這種在鏡頭面前要求著激情、淫蕩、怪異、出眾的攝影生活早已有些厭倦。整部電影給人的感覺就是無聊和在無聊中期待並一定會發生些什麽的懸念。看來這位攝影師很想在靜謐的環境和氣氛中拍些若隱若現的東西，於是就來到了一個空無一人的公園，那裏剛好有一對情侶正在幽會，於是也就無形中成為了他的照相機所捕獲的對象。當幽會中的女主角發現有人拍照時，執意要索回照片，並一直跟蹤到攝影師的家中，不惜以身相許（但攝影師並不為之所動，是因為他身邊的女孩子太多了嗎？），總之必得索回底片。當然所有這一切所起到的作用，就是使得這位攝影師對自己在公園裏所拍攝的“靜謐”（其實也可以理解為潛伏）產生了極大的興趣。終於，他在一張放大了的照片的一個角落裏發現了一個黑點；再經放大，這個黑點成了一具屍體。當我們在電影中看到攝影師站在那張放大了的照片前專註而又驚訝的目光時，我們都知道這種一天到晚千篇一律的乏味生活終於被打破了，用齊澤可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根據偵探小說的編碼，屍體是地地道道的欲望客體，是開啟偵探（和讀者）的闡釋性欲望的成因：這一切都是怎麽發生的？誰幹的？”（第177頁）當這位攝影師連夜跑到公園並確實發現了這具屍體時，我們也就都相信故事開始了。然而，齊澤克之所以說這是“最後一部偉大的現代主義作品”，就在於在後面的故事中，什麽都沒有發生，因為屍體不見了，公園裏的那個角落甚至連一絲痕跡都沒有留下。人們當然還會繼續問：“這一切都是怎麽發生的？誰幹的？”但即使沒有這具屍體，人們不是照樣可以對生活中的一切發出這樣那樣的疑問嗎？比如照片中的那兩個人到底是什麽關系？那位女士為什麽非要底片而男的則無動於衷？比如攝影師為什麽要在回家的路上買那麽一個毫無用處的螺旋槳並在買到以後把它毀掉？為什麽？對出現在鏡頭中的一切都可以這樣不停地問下去，但沒有人這樣問，因為結論就是什麽也不為，什麽都沒有發生，就是發生了也等於沒有發生或“假裝”沒有發生，因為發生不發生與生活本身其實是沒有關系的，生活是怎麽樣還是怎麽樣，該怎麽繼續也還依舊繼續著，那怕就是“假裝”。齊澤可說，直到電影終場，最後的場景就是當這位攝影師“散步走到某個網球場附近時，那裏一群人在沒有網球的情況下，假裝進行一場網球賽。在這場假想的比賽中，想像中的球被擊出了邊線，停在主人公腳下。他猶豫了一下，接受了這場遊戲：他彎下腰，假裝檢起球，並將其仍回場地。”齊澤克接著說，“當然，這個場景發揮著與電影的其他部分相關的隱喻作用。它預示著，主人公認可了下列事實——‘比賽在沒有客體的情形下進行’：既然即使沒有網球，假裝的網球賽照樣可以進行，那麽沒有屍體，他的偵破也可以進行下去。”（第177頁）需要說明的，就是這些假裝比賽網球的人，也就是電影一開始就站在汽車上大喊大叫，好像要去幹什麽事一樣的一夥人；連同那些舉著“要和平，不要戰爭！”，舉著寫滿了“No！”、“Go Away！”的標語牌的人，其實都“裝作”要把什麽當做什麽一樣地在玩一種沒有客體的遊戲。

為什麽大家玩的是一種沒有客體的遊戲？這涉及到齊澤可對西方哲學中“在場”與“不在場”的一種顛覆性理解。

我們都知道，海德格爾認為“存在”（Sein）與“存在者”（Dasein）之間有著一種“存在論上的差異”，就是說，“存在者的存在只是存在的一種方式，存在絕非僅僅只顯現為在場者之在場狀態”（海德格爾：《黑格爾的經驗概念》，見孫周興譯《林中路》第156頁）；意識之所以是現代形而上學的基本詞語，就在於只有通過意識的存在——“存在”（being）自古以來就意味著“在場”(presence)，“存在”才將自己敞開為“存在者”（即意識的被表象者，在場者之在場狀態），於是人們也就遺忘了存在與存在者（在場者）的差異，或以為存在即“在場者之在場狀態”，或以為存在只能表示為一種“非真實的實在性”，即所謂的“無”，比如黑格爾就認為純粹的存在（有）也就是純粹的無。海德格爾說，但這裏的“無”並不是不存在，因為人在一種情緒性體驗中會被帶到“無”面前，即不知道怕什麽的怕或無可名狀、莫名其妙的無聊。德裏達在《論文字學》中認為所有這些論述表明海德格爾“在對待在場形而上學和邏各斯中心主義方面的模糊立場”，因為他既不能把存在等同於存在者，也無法將存在與存在者完全割裂開來，於是不得不使存在在“在場的綻放中黯然失色；退卻為存在的歷史”，“海德格爾堅持認為存在只有通過邏各斯才能形成歷史並且根本不處於邏各斯之外”。（德裏達：《論文字學》，汪堂家譯，上海譯文出版社，第29－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