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引發歐洲文明的全面危機，整個社會陷入“虛無主義”的態度，分解和衰弱，喪失道德的勇氣，從柏拉圖和笛卡爾的思想發展而來的“理性主義”傳統徹底崩潰。在二戰後的法國，正如布爾迪厄所言，產生了“一系列的危機”。在1968年“五月風暴”中達到“頂點”。在文化危機的深刻影響下，戰後的法國文學進入“懷疑的時代”，從根本上質疑了文學的“烏托邦”和“理想主義”。具體到詩歌領域，超現實主義詩歌漸趨式微，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開始創作的年青一代詩人如菲力浦·雅各岱(PhilippeJaccottet)、伊夫·博納富瓦(Yves Bonnefoy)、安德烈·杜·布歇(Andre Du Bouchet)和雅克，杜班(Jacques Dupin)等直面當代詩歌的危機處境，關注詩歌本體的重建，試圖在虛無主義的沙漠里為詩歌尋找新的出路，組成一個精神與詩學追求的同盟，被一些評論家稱為“瞬間一代”。自1946年定居法國的瑞士法語詩人雅各岱(1925～)尤其以其清醒的詩學思想在同時代詩人的“星座”中凸現出來，最終成為“從狂熱走向清醒”的戰後第一代法國詩人的傑出代表。

在二戰濃黑的歷史背景之下，荷爾德林早在19世紀末提出的“詩人何為”的疑問顯然愈加構成問題，直至動搖了詩歌存在的根本理由。1949年，阿多諾(Adomo)作出了著名的斷言：“在奧斯維辛之後。不能寫詩了”，“再寫詩是一種暴行”。同年，雅各岱撰文論述了詩歌的危機與災難性的、非人道的歷史事件的關聯，深刻地反思了文化危機的根源；但同時，他表示依然探求一種“美學的秩序”，揭示世界“隱藏的和諧”。後來，雅各岱一再明確地肯定了詩歌的價值。在整個時代籠罩的“不確信”和“懷疑主義”的精神氛圍里重新“相信”詩歌的意義，嘗試在詩歌與生活之間重建一種直接的聯系。他認為詩歌可以幫助我們更真實、“更好地生活”。

雅各岱的詩學追求在根基處和倫理觀念密切地聯系在一起，他的“詩學倫理”(p06thique)包含了關於存在方式和詩歌寫作相一致的倫理意義上的認識，得到了許多當代著名評論家的關注和欣賞，如“日內瓦學派”的幾大代表人物喬治·布萊(Georges Poulet)、讓－皮埃爾·里夏爾(Jean-Pierre Richard)、馬塞爾·雷蒙(Marcel Raymond)和讓·斯塔羅賓斯基都曾撰文表示稱讚。如今，經過當代詩歌評論家米歇爾·科羅(Michel Collot)和讓－克羅德·馬蒂約(Jean-Claude Mathieu)的大力推崇，雅各岱的作品更成為法國當代詩歌的經典之作。但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事實上，雅各岱的詩歌在法國的接受經歷了迂回和曲折，從中可大致分辨出針對他的詩學倫理觀的兩種互相矛盾的嚴厲批評；通過相關分析，我們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他的詩學倫理觀，詩人堅定的選擇與拒絕體現出他在詩歌與歷史、詩歌的社會功能、詩歌與意義等問題上的清醒意識。

一方面，在50、60年代薩特和加繆的“介入文學”尚占主流的時代氣氛下，有評論家斥責雅各岱采取的“不介入”的立場，斥之為怯懦的“逃避”。1956年，雅各岱選擇離開巴黎、隱居法國南部的小村莊格里昂，此舉更激怒了一些評論家，給他貼上了帶有諷刺性語調的“格里昂隱士”的標簽。在這種批評語境下，不少評論家只注意到他的詩歌在初讀之下明顯的風景的語言符號，而誤以為他延續了一種風花雪月的“田園詩”傳統，或將之視為前浪漫派夏多布里昂的繼承人，卻完全忽視了他的作品里關於存在和美學問題(如死亡、真、美和意象的問題)的深邃思考和清醒提問。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借鑒班松(Pinson)在重新界定樸素、天真的詩學的意義時提出的悖論式表達：“清醒的牧歌”。

事實上，雅各岱在1951年曾參與將瑞士的知識分子界一度分裂的有關冷戰的兩大陣營的辯論，但他很快就意識到了歷史紛爭的迷途，從此與各種政治風波保持距離。在1968年的五月風暴中，他冷靜地認識到運動的狂熱，站在時代的邊緣處。他清醒地刻畫了那個時代的一種精神現象：“太多寫作的人頭腦里縈繞著作家應該付出一切代價為時代而行動的念頭，在這層意義上，他們變得有點具有恐怖性。”這種立場實際上反駁了介入作家話語的“政治性”，即符合讓，保蘭(Jean Paulhan)的批評理論中指出的文學語境中的“恐怖”(la terreur)的概念。在1968年12月的一篇題為《作家與介入》的文章里，他自問作家是否應該“介入”政治，探討了一些法國作家和知識分子在當時的一些歷史事件(如斯大林主義)中表現出的狂熱和盲目，他總結道：“無論如何，都需要保持一種明智的洞見和節制，若節制缺席，就有可能導致罪惡。”可以說，雅各岱的“不介入”是一種自覺的選擇，他希望用這種立場的堅持甚至“固守”標志另一種“介入”，避免誇大文學的社會功能以及賦予它改造現實的狂熱抱負：他用節制的態度和冷靜的目光關注物象的世界，用“耐心”和“專注”面對詩歌創作；最終，他的詩歌作品以其“含蓄”和“樸素”的美學特征成為“當代法國詩歌紛雜、喧嘩的合唱”中“最真實的聲音之一”。

另一方面，由於雅各岱的詩歌作品又體現出“與哲學相毗鄰的思辯的維度”，而與他的“精神兄弟”博納富瓦和杜·布歇的作品一起被歸人“思辨”詩歌的範式，因而遭到了屬於另一話語範式的詩人和評論家們的反對——在結構主義和符號學文本觀的影響下，他們從強調“能指”本身、重視詩文本出發，反對詩歌的“本體論”傾向。在其中，尤其要提到70年代的“原樣派”(Tel Quel)詩學小組(代表人物為Marcelin Pleynet和德尼斯·羅歇[DenisRoche])，將“反抒情”的運動推向極至。在這種理論視野下，德尼斯·羅歇提出，雅各岱和他的同時代詩人“用一種關於主體問題的純粹哲學化的思辯徹底地侵犯了詩歌創作”，而造成了詩歌語言的一種“完整、徹底、不可追回”的轉向。在此，他所質疑的實際上是在海德格爾的詩學觀影響下的自勒內。夏爾以來的關注“意義”的詩歌(在某種程度上，與延續馬拉美關注詩語言本身的“純詩”傳統相對立)。在我們看來，德尼斯·羅歇的批評過於簡化了問題，因而是片面性的；他拒絕本體論的思考——這正是他的詩學針對的靶心，他強調創造一種“客觀的”詩歌，以其封閉在文本內部和能指本身的追求，不惜損害世界感性的、內在的意義。這種詩學觀在60、70年代發展到“極少主義”和“白色寫作”，隨著時代的審美意識的變遷暴露出局限性，在“後現代”或“後符號學”的語境下，意義的“再尋”不可避免。

而在60年代，當這種詩學話語在法國占主導地位時，“瞬間一代”的詩人們用其詩歌實踐和理論構建反對能指的遊戲，用樸素的方式對待語言文字的資源，為“在場”(presence)形象的“凸現”賦予首要的位置。然而，如果把雅各岱的詩歌歸入“意義”或“所指”詩歌的範疇，也是不準確的，因為詩人“用他全部的清醒，拒絕希望傲慢地據有大寫意義的一種符號的美學或倫理，拒絕將存在和言說不加區分的外觀”。事實上，雅各岱所探求的遠非“本體論的”或形而上學的詩歌，如喬治，布萊寫道：“雅各岱遠遠沒有追逐各種理念，他致力於書寫和各種簡單元素的相遇。”事實上，他也擯棄“介入詩歌”因偏重意義的傳達而“犧牲”詞語的傾向，試圖在詞語和意義之間尋找一種可能的親密關系。總而言之，雅各岱將哲理的思考融入對於感性事物的深度把握之中，而其出發點並非是“理念”本身，可以說，在他的作品里，思與詩相互滲透，融為一體，因而被稱為“思想性的詩歌”，與“思辨性的詩歌”或“哲學詩”相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