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絕望促使他轉而求助於藝術想象的另外一種功能。如果說想象無法讓人掙脫意識的束縛，無法體驗到未被人類精神汙染的自然，因而無法真正理解自然，那它至少可以在藝術作品中將某種秩序賦予無序的世界，以自己的方式闡釋自然，撫慰人對終極存在的永恒渴望。在《彈藍色吉它的人》中，雖然“藍色吉他改變了事物的本來面目”，但“改變”即“創造”，想象能夠創造出“另一個”世界。(Stevens, 1954:165)在《吉維斯特的秩序觀念》中，人類無法在藝術中覆制自然這一事實不僅不是一種詛咒，反而是一種福分：“是她的聲音，讓天空／在消逝的黃昏里鮮明無比。／是她，量度著時辰的孤寂。／對於她歌唱其間的世界，她是／唯一的創造者。當她歌唱時，無論大海／曾有過怎樣的自我，它都化成了歌聲／所呈現的自我，因為是她創造了這一切。”(Stevens, 1990:98)

在這首詩里，藝術是一種建構的力量，它將無法測度、無法控制的世界的混亂碎片變成了人類可以把握的和諧的、統一的整體。雖然宇宙在很大程度上都非人類所能理解，藝術卻可以替代搖搖欲墜的傳統宗教，緩解他們的恐懼，為他們提供精神上的庇護所。在《壇子軼事》里，一件普通的用具作為藝術的象征甚至降服了整個荒野，“將一切地域納入它的王國”。(Stevens, 1954:76)

三

雖然史蒂文斯推崇藝術想象對於人類精神的療救作用，他所理解的想象卻是與他獨特的自然觀念聯系在一起的，因而與西方傳統的奧爾弗斯式的(Orphic)想象觀念很不一樣。希臘神話中的奧爾弗斯(Orpheus)作為詩人的原型，能夠用藝術打動動物、植物、甚至無生命的巖石，能夠將陰森的地府變成一片夢土，在西方美學史上，他代表了一種以人為中心、人化自然的想象力。對於這種想象力而言，可見的世界（自然）只是不可見的世界（人類意識）的投影和符號。史蒂文斯並不認同這種觀念，他說：“相信可見之物和不可見之物具有同等效力，這一點至關重要；一旦我們相信了這一點，我們就摧毀了想象力——那種虛假的想象力。”(Stevens, 1951:61)在他看來，那種按照人的意志任意塑造自然的想象不是真正的藝術想象；真正的藝術想象應當克服這種人化的傾向，應當是一種抽象的想象。

《朝向最高虛構的筆記》的第一部分標題就叫“它必須是抽象的”，“抽象”一詞(abstract)源於拉丁文動詞abstrahere，原意是“抽離”。對於史蒂文斯而言，“抽離”意味著剝除在人類歷史進程中沈澱在概念和感知定勢中的歷史、文化、語言等因素，只有去掉這些先在的“虛構”，我們才能到達“最高的虛構”。在這首詩里，人類始祖亞當是虛假想象的象征。史蒂文斯把他稱為“笛卡爾的父親”，由於他的存在，“最初的概念不是我們自己的概念”。(Stevens, 1954:383)笛卡爾的整個世界都是建築在“我思”之上的，史蒂文斯暗示，亞當的錯誤和笛卡爾一樣，是人類中心主義的錯誤。真正的想象應當是前歷史、前理性、甚至是前語言的，亞當命名萬物的行為已經扭曲了自然的形象，“福波斯指稱的／是某種無法指稱之物”。(Stevens, 1954:383)因此，正如哈里森所評論的那樣，在違背上帝意旨、被逐出伊甸園之前，亞當已經犯了藝術的“原罪”。(Harrison, 1999:663)史蒂文斯認為，要獲得真正的想象力，就必須回到亞當之前，回到將自然視為人類投影的觀念之前：“神話開始之前已經有一個神話／……／詩正是從這里發源。”(Stevens, 1954:383)

然而，這樣一種主動放棄人類想象的藝術想象卻是極其困難、甚至是不可能實現的。史蒂文斯無法像愛默生所說，“享受一種與宇宙的全新關系”。(Emerson, 1960:21)他常常有一種令他窒息的感覺：自己是在透過那些死人的眼睛看自然。因此，他憎惡束縛自己想象的文學傳統。在《垃圾堆上的人》一詩中，他用垃圾堆的意象暗指文學傳統：“我們感覺到凈化的作用。我們／拒絕垃圾。／／那是月亮爬上來的時刻／伴著巴松管的呢喃。那是／我們看著褐灰色輪胎的時刻。／一切都已剝落；月亮作為月亮升起來／（它的所有形象都在垃圾堆里）你看見／你作為一個人（而不是人的形象）看見／月亮出現在空蕩蕩的天穹。”(Stevens, 1990:163)史蒂文斯提醒我們，當我們以為自己在看月亮時，我們真正看見的其實是過去詩人所描繪的月亮形象的某種組合。只有當我們把這些形象當作垃圾摒棄時，才能在一片蕩滌了過去鬼魂的“空蕩蕩的天穹”里看見“月亮作為月亮升起來”。在這首詩的結尾，他問道，“誰第一個聽到真理，／真理本身？”他厭倦了所有的二手、三手的真理，厭倦了幾千年來積累起來的沈重不堪的闡釋。作為一位富於現代精神的詩人，他迫切地希望開辟新的詩歌領地。在《朝向最高虛構的筆記》中，他宣稱：“你必須重新成為一個無知的人／重新用無知的眼睛看太陽／在它的概念里清楚地看到它。”(Stevens, 1990:207)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作為人類意識的集體沈澱，是詩人獲得想象力、與自然溝通的最大障礙。

四

吊詭的是，史蒂文斯這種希望繞過文化返回自然的沖動仍是文化的產物。在他的自然觀念里，我們至少能找到三種文化因素的影響。首先是現代科學主義的影響。史蒂文斯的時代——20世紀上半葉——正是自然科學取得重大突破的時代，研究的領域已經深入到微觀粒子的領域。相形之下，人文學科的權威大受挫折。為了與自然學科相抗衡，人文學科也日益朝著客觀、精確的方向發展，胡塞爾的現象學、俄國的形式主義和整個人文學科的語言學轉向都體現出這一特征。史蒂文斯希望通過藝術想象把握客觀的、純粹的自然，也與這種趨勢一致。斯泰因曼分析了史蒂文斯詩中蘊含的普朗克物理學和懷特海的科學哲學，認為他的藝術追求的確受到了自然科學的影響。(Steinman, 1987:133-168)

哈里森敏銳地指出，史蒂文斯的自然觀念植根於美國民族關於自然和文化的一個源遠流長的神話里。他認為，史蒂文斯在精神氣質上最接近梭羅。(Harrison, 1999:663)正如史蒂文斯反覆強調回到思想之前、語言之前的原初狀態，梭羅也把早晨作為一種精神覺醒源頭的象征：“我們必須學會重新醒來，保持覺醒，不是依憑機械的手段，而是靠著對於黎明的無限期待，這種期待即使在我們最深沈的睡眠里也不會拋棄我們。”(Thoreau, 1966:61)在梭羅看來，早晨象征著靈魂每天的重新覺醒，重新與世界發生活生生的聯系。

對原初性的追求在美國的民族心理中根深蒂固。布魯姆在《美國宗教》中寫道，“美國人相信，先在即優越，這無疑是因為我們是西方國家中最晚誕生的，是西方文化的黃昏之地。”(Bloom, 1992:260)正因為如此，美國人格外看重內在精神的覺醒，他們相信自己內心深處的聲音可以每天與上帝進行持續的交流，上帝先於宇宙的存在讓他們找回了因歷史的後起性而失去的優越感。內心深處這塊純凈的、超越歷史和時間的區域在美國文化中與荒野或者說自然的概念是密不可分的。梭羅選擇在林間隱居來實現精神的更新，與史蒂文斯在未被人類意識汙染的自然中尋求藝術想象，是被相同的文化心理所驅動的。

在更大的文化框架中來審視，史蒂文斯對“純粹”和“絕對”的渴望延續了西方的形而上學傳統。某種絕對的、永恒的、獨立於時空之外、不受人類影響的終極存在幾千年來一直是眾多西方的哲學家、文學家和藝術家所夢想的。史蒂文斯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去掉了附著在這種夢想上的宗教和倫理內容，而且也清醒地認識到自己與夢想之間的距離。羅特拉認為，史蒂文斯賦予了詩歌一種溝通功能，在被動的、冷漠的自然與人類追尋絕對的要求之間搭起一座想象的橋梁。(Rotella, 1991:95-140)

五

史蒂文斯的自然觀念蘊含著不可消除的矛盾。他所夢想的純粹的自然只能作為一種概念或者一種藝術的幻象存在，人類從未經驗過與意識和精神相脫離的自然。然而，正是自然與意識之間的張力為他的詩歌提供了想象的空間和語言的舞台，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塑造了他獨特的詩歌風格：極度抽象、極度智性化的思想與極度精煉、極度澄澈的語言融合在一起。無論從思想深度還是藝術成就方面說，他被視為“詩人的詩人”(poet of poets)都是當之無愧的。

【參考文獻】

[1]　Bloom, H. The American Religion [M]. New York: Simon, 1992.
[2]　Emerson, R. W. Selections from Ralph Waldo Emerson[M]. Boston: Houghton Miffin Company,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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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iller, J. H. Poets of Reality: Six Twentieth-Century Writers[M]. Cambridge: Harvard UP, 1965.
[5]　Rotella, G. Reading and Writing Nature: The Poetry of Robert Frost, Wallace Stevens, Marianne Moore, and Elizabeth Bishop [M]. Boston: Northeastern UP, 1991.
[6]　Steinman, L. Made in America: Science, Technology and American Modernist Poets [M]. New Haven: Yale UP, 1987.
[7]　Stevens, W. The Necessary Angel: Essays on Reality and the Imagination[M]. london: Faber, 1951.
[8]　Stevens, W. The Collected Poems of Wallace Stevens[M]. New York: Knopf, 1954.
[9]　Stevens, W. The Palm at the End of the Mind[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
[10]　Thoreau, H. D.　Walden and Civil Disobedience[M]. New York: Norton, 1966.

來源：《山東外語教學》